縱觀歷史，短命的政權有很多，但是一統天下而享國不永的王朝卻不多，那麼秦、西晉和隋都是短命王朝，他們有哪些差別?
凡是冠以“大一統”王朝名號的，大部分國祚都能超過百年甚至二百年;哪怕是龐大而矛盾複雜的元朝，至少也統一了中國九十餘年;甚至連某些並未大一統、僅僅佔據天下半隅的王朝，無論是胡人政權還是華夏政權，也有不少能立國百載的(比如北魏、南宋等)。
更讓人不解的是，哪怕是同一個政權——晉，其上下片的維持時間也不盡相同：西晉自司馬炎代魏到司馬鄴北狩不過五十年，若從滅吳之戰起算更是僅有三十餘年;而東晉一度只能保有孫吳故地，還接連遭遇權臣和外藩作亂，卻能跌跌撞撞地傳了十一帝、一百零二年纔將將謝幕。
對此現象，易中天教授在他的《品三國》裏面作出過部分解答。他提出，秦之所以短命，是由於秦朝開創了一個迥異於周朝封建制國家的帝國，因而社會矛盾過於尖銳，在強力領袖嬴政駕崩後便二世而亡了。筆者認同易教授的觀點，但是易教授似乎並沒有闡述，爲什麼西晉和隋朝也是二世而亡，而這三個王朝的興勃亡忽，又有什麼異同之處呢?
一、階級
儘管在秦朝以後，中國便進入帝制時代，統治階級被統稱爲“地主階級”;但是在不同的時代，佔據統治地位的“地主”，仍不能算作是一類人。總體而言，這一演變是遵循着從貴族地主，到士族地主，最後到庶族地主的路徑的。即，地主階級們靠血統、身份佔據權力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越來越傾向於“平民化”，並最終匯入到“科舉”這幾乎唯一的晉升途徑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官僚集團逐漸從統治集團的一份子過渡到“終身僱傭”，並最終成爲皇室的臨時工;因而，這又是一個皇權不斷提升並最終到達頂峯的過程。
然而，這個演變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不斷地反覆博弈和拉鋸中慢慢形成的。在每次歷史躍遷的關鍵節點上，矛盾便會集中爆發，並且最終會以一代人乃至一個王朝作爲犧牲品。
儘管華夏文明從封建制到郡縣制的轉型始於春秋戰國時期，但是其真正的加速還是要在秦朝。秦帝國掃清六合後，秦始皇雄心勃勃，想要建立一個萬世一系的大帝國。彼時的秦朝完全尊奉以韓非、李斯等爲代表的法家思想，欲把國家打造成一臺精密複雜的機器。而這臺機器的大腦僅僅是皇帝本人，除此以外，上自丞相三公，下至縣令小吏，都僅僅是這臺機器上的一個個零件;至於百姓，可能連零件都算不上，只能是耗材。這樣旨在一步到位的變革自然無法適應當時的實際情況，因此“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取代秦朝的漢朝汲取了秦朝的教訓，把前進的步子放緩，開國之初便一手郡縣一手分封，郡國並行，部分緩解了矛盾。而此時的皇權仍不算強大，爲了擴張自身權力，皇權不得不求諸於宗室和外戚;在旨在削奪宗室權力的《推恩令》頒佈後，皇權在漢朝的唯一助手，便只剩下外戚了。因此我們看到，整個漢朝四百年的歷史，後族的勢力一直活躍在政治舞臺，甚至在東漢朝漸爲定製，幾度甚至威脅到了皇權的存廢。
而在外戚們鮮衣怒馬時，以經學起家、逐漸壟斷了仕途的士族們也在悄悄崛起。他們以耕讀傳家，經濟上兼併地產，學術上把控經典，政治上也自然就成爲了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經“黨錮之禍”，他們一戰成名;而在靈帝死後，他們通過一系列亂局逐漸站穩了腳跟;隨着陳琳《九品官人法》的實施，這些人終於成爲了事實的統治力量。
相比於貴族地主，士族地主階級的圈子相對更大一些，但仍然要通過與皇室聯姻等手段保持權力。對曹魏而言，所謂士族名士，其實不過是一大羣官二代、“魏二代”而已。而在司馬代魏的過程中，儘管過程緊張氛圍恐怖，大多數“魏二代、魏三代”還是沒有什麼負擔地搖身一變，成了“晉一代”。因此，西晉與曹魏的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基本沒有太大變化，依然是士族門閥集團。
只是士族們縱情享樂有餘，治國理政卻無能。他們能依靠裙帶關係在一次次政治鬥爭中保存家族的勢力，卻無法在外敵的屠刀下扶大廈之將傾。司馬家的八王之亂成爲了三百年南北分裂的序幕，而在北方已成人間地獄時，除了個別人如祖逖、桓溫、謝玄外，絕大部分士族只能在南方談玄論道，恣意妄爲而已。在東晉之後的南朝，這些士族更加被邊緣化，只能成爲政治上的擺設和吉祥物。
在南方的門閥貴戚們“遊目騁懷，極視聽之娛”時，北方正在發生着激烈的碰撞與融合。在血與火的考驗中，只會清談和縱慾的士族子弟自然早早地被束之高閣，直到孝文帝改革時才被請出來點綴太平。而隨着北魏分裂，民族融合的腳步進一步加快，終於在西北形成了一支以地方漢族豪強和北方胡族武裝聯合的勢力——即陳寅恪先生所稱的“關隴貴族集團”。從西魏/北周到隋再到唐，皇族基本上都是從這個圈子裏出來的。
而在隋滅陳後，分裂了近四百年的中華終於再次重歸一統。但是，隋王朝也逃脫不了短命的宿命，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爲隋朝犯了秦朝的老毛病——想要一勞永逸地快進到庶族地主時代。迫切想要提振皇權的野心在楊廣身上暴露無遺，而對民力的輕視使他征伐無度，最終，他死於前朝宗室(宇文化及)之手，皇位也被自己的表哥(李淵)奪去。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認爲科舉制始於隋唐，但這並不等於官僚隊伍的平民化在隋唐就完成了。終唐一代，科舉所選拔的官僚也並不佔絕對優勢，蔭官與薦舉仍然是大族控制仕途的重要手段。直到唐末黃巢之亂，乃至整個五代十國時期的大動盪後，宋朝以後的中國帝制王朝才終於基本邁進了“庶族地主階級”的統治時代。
因此，處於統治階級內部“換屆”期的三個短命王朝，從歷史大勢上便註定了他們的統治不會維繫太久。在激烈的內外矛盾下，他們匆匆登臺又匆匆謝幕，幾乎成爲了必然。
二、集團
相比於歷史規律或天下大勢，三朝的具體統治集團——即所謂的統治者的“小圈子”，也大有不同。簡單地說，就是秦朝的班子相對還比較“新”，而西晉的班子則純粹是一幫二代，到隋朝來說，這個問題又趨於複雜。
雖然秦朝是中華第一個帝國，但秦帝國畢竟是來源於原來的秦國。老秦人從東周開始建國，經歷數百年經營才終於一統天下。但是，秦的統一併不完全依賴本土力量;實際上，從百里奚到商鞅，再到後來的張儀、范雎、李斯等一大批爲秦國統一事業建立不世功勳的名臣宿將，都來自於客卿羣體，即“國外移民”。反倒是那些秦國舊勳貴，一直是歷代秦國統治者一直想要打擊的對象。
而西晉和隋朝的情況就正好相反：前面已經提到，西晉的統治集團從司馬氏以下，基本都是曹魏時期就已經盤踞高位的士族子弟，少部分寒門起家者如賈充、石苞等在政治上也多扮演白手套，爲時人所輕視;而隋朝的情況就更是如此，西魏時由宇文泰所建立的八柱國十二大將軍的府兵體制深刻地影響了後面的北周、隋、唐。楊堅的父親楊忠，便是十二大將軍之一;而北周的宇文氏和唐朝的李氏，又以及爲婦孺們津津樂道的“一門三皇后”的獨孤家族，分別是八柱國之一。因而，無論是西晉代魏，還是李唐代隋，從統治集團來看無非是一場換人坐莊的政治遊戲而已，即使這場遊戲充斥着血腥的殺戮。
然而，無論是漢代秦還是唐代隋，期間在經過數年的征伐後，天下便趨於穩定;但是在西晉垮臺以後，儘管尚能在東南一隅苟延殘喘，卻引來了近三百年的大亂局，這又是爲什麼呢?
三、外患
儘管很多人都認爲，西晉的統治集團由於沒有經歷過白手起家的創業，因而迅速腐化墮落喪失進取心，最終導致了亡國。這個答案固然不錯，但卻忽略了一個問題：統治集團的腐化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實際上是不存在絕對廉潔上進的統治集團的(實際上恐怕連50%純潔都是奢望)。那麼，爲什麼只有西晉的滅亡才導致天下大亂呢?這可能是因爲外患。
這裏的外患，有兩層意思：對中央來說，外患來自於地方和外藩;對中華帝國來說，外患來自於邊疆的胡人。
相比於秦朝和隋朝的徹底郡縣制，西晉統治者“汲取”了曹魏的教訓，認爲如果不把宗室分封到地方並掌握軍權，就有被傾覆的危險。應該說這個判斷不錯，畢竟司馬家能上位也是鑽了曹魏的這個bug;而且彼時士族門閥已經逐漸鎖死了仕途，沒有底層的輸血，皇室要和士族對抗也只有依靠自己的宗室力量。只是由於一系列偶然(比如，惠帝司馬衷是個傻子，賈后又做事太絕)以及必然(宗室天生對皇位就有更加熾熱的追求)的因素，八王之亂爆發。
不巧的是，西晉還需要面臨另一個問題：由於持續性的降溫，3-4世紀的北方草原已經不適合遊牧民族生存。從漢末開始，曹操就讓大批匈奴人內附;這一情況在魏晉之際愈演愈烈。終於，在八王之亂已經不可收拾時，匈奴、羯、鮮卑、羌、氐等民族乘虛而入，史稱“五胡亂華”。
再看看秦和隋，他們似乎都沒有這個問題——秦亡以前，蒙氏父子曾經結結實實揍過匈奴幾頓，又專門修建了馳道和長城防備匈奴，至於漢高祖困於白登山，那就是後話了;而隋朝這個問題就更小：楊家是被賜姓過普六茹的，楊堅自己的老婆就是鮮卑人，到底誰纔是胡人?至於突厥人和高句麗人，在此時矛盾尚未激化，還要當楊堅的好侄孫李世民時代，這個問題纔會得到解決。
因此，對秦和隋的“外患”，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或曰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矛盾。亡秦者，是楚地的貴族項羽和無賴劉邦;而亡隋者，其實也是原北齊和南陳故地的起義軍(李淵不過是摘了桃子)。而這，可能也是大分裂後統一者的宿命，因爲後來的元朝也沒有打破胡無百年國運的讖語。
四、結局
如前所述，三個短命王朝雖然國祚都不長，但彼時的內外環境迥異，因此不可一概而論;而它們滅亡後的天下形勢，也自然地分成了兩條路：一是短暫混亂後重歸一統，即西漢和唐;二是徹底的混亂，即東晉十六國。
唐之所以能迅速統一天下，不僅因爲其開國班底雄厚，更因爲李淵就是關隴集團自己人，因而纔能有巨大的號召力，這個好理解;西晉滅亡後，衣冠南渡的司馬睿在士族門閥的支持下重建了晉朝小朝廷，這種犧牲了權力以換取支持的做法使得晉祚雖能偏安一隅，卻始終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對收復北方更是無力可能也無心。
比較複雜的是秦漢。對於一個剛剛統一又重新打散的天下，漢朝的開國元勳們確實是有智慧把他們捏合在一起的。爲了擊敗最大的敵人項羽，劉邦分封了諸多異姓王，又在項羽覆滅後一一將其剷除，並在駕崩前立下白馬之盟，非劉氏不得封王;而經過文帝、景帝、武帝三朝的努力，中間還經歷了七國之亂，終於一點點剪除了諸侯國的勢力。至武帝后期，漢朝才真可謂之一箇中央集權的帝國。而這，正是漢人在吸取秦亡教訓後所作的妥協。
其實，政治又何嘗不就是一門妥協和折中的藝術?西晉重新分封諸侯王，就是對士族的妥協及反制;隋唐的開科取士，也是對士族的妥協和反制。整個中華帝國的上層建築史，其實就是皇帝和官僚集團的鬥爭史。歷史在這個層次的發展，並沒有擺脫歷史規律的制約，仍然是螺旋式上升的。
只不過，在這種不斷地較量中所出現的震盪，要以這幾個短命王朝的覆滅和當時人民的痛苦爲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