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起義通常是指失去土地的農民的起義，反抗既成的秩序或建制。這是專制朝廷和民間社會矛盾的反映，也是所謂的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的鬥爭。爲什麼歷史上農民起義多如牛毛卻少有人成功?
說到農民起義，哪怕不是歷史學專業背景的同學也是耳熟能詳。爲什麼呢?因爲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實在是太頻繁了。農民起義爆發的時期從來不僅限於王朝末期，甚至於在王朝中期、初期也是經常發生的事兒。爲什麼會發生農民起義呢?一般人用最簡單的邏輯，在邁入近現代工業文明社會之前的漫長農業社會時期，農民遇上災年活不下去就要起義。這個邏輯似乎是順理成章，對吧?
但值得注意的是，歐洲歷史上也曾經長期處於農業社會，但歐洲歷史上卻從沒有次數這般頻繁的農民起義。即使是歐洲史上很多看起來像是農民起義的戰爭，往往背後也有宗教因素的驅動，並不單純是簡單的官逼民反。起義軍的利益訴求與期望目標也比較明晰，更像是一種社會運動，而非簡單的打爛重建的無解循環。
也就是說：頻繁的農民起義只是古代中國的一個特色，並非是農業社會時期的世界歷史的通行規律。爲什麼會這樣呢?許倬雲先生在其著作《漢代農業》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古代中國之所以農民起義如此頻繁，很大程度上與從漢代開始實行兩千年的“重農抑商”政策是分不開的。可能很多人會奇怪?“重農抑商”意味着重視農業和農民羣體，爲什麼反而會導致農民起義頻發呢?
“重農抑商”的政策發端於漢代之前的戰國時代，如魏國的李悝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等。但是，這種“重農抑商”的政策傾向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只是統治者的一種觀念，國家機器直接打壓商業的情況其實並沒出現。等到始皇帝統一六國後，曾把六國豪強富商強行遷徙到都城咸陽，但這也僅僅是爲了便於監視控制商人的勢力，政策層面並沒有出臺打壓商業發展的具體措施。
真正開始把“重農抑商”的觀念傾向落於實處的，要到漢武帝時期。漢武帝時期推行的幾項重要的經濟政策，我們大約都耳熟能詳：統一幣制、鹽鐵專營、算緡告緡、均輸平準。其中與“重農抑商”有關的主要是鹽鐵專營、算緡告緡。當然，均輸平準從某種程度上也是限制商業發展的一種手段，但這並非漢武帝所獨創，戰國初年魏國李悝變法中所推行的“平糴法”從某種程度上講就可說是均輸平準的雛形。
這裏着重講一講鹽鐵專營、算緡告緡。所謂鹽鐵專營，從字面上看自然是將煮鹽業、冶鐵業全部收歸國有，由國家機器把鹽、鐵這兩類物資管控起來。漢武帝爲什麼盯上了煮鹽、冶鐵?食鹽是每一個人生存的必需品，生鐵則可以打造農具、兵器、車輛等，這兩樣在以農業經濟爲主的古代社會是最重要的物資，完全不愁銷路。
漢初，煮鹽、冶鐵行業的從業者有許多人因此成爲豪富，身家鉅萬。比如司馬相如妻子卓文君之父卓王孫就是漢初四川地區以冶鐵產業聞名的富豪 。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中，排行前幾位的大商人，所經營的都是鹽鐵生意，可見煮鹽、冶鐵這兩項產業的暴利。
說完鹽鐵專營，再來說說算緡告緡。所謂算緡，就是對商人徵收財產稅，稅率爲每值2000錢納稅一算，也就是6%的財產稅。要注意，這不是針對商人的經營利潤納稅，而是針對商人的全部財產總額計數徵稅。所謂告緡，就是爲確保“算緡”政策能夠有效推行，也就是鼓勵他人舉報告發算緡不實，查實者，沒收被告發者全部財產，其中半數獎勵給告發者。
這其中，固然有漢武帝爲打擊匈奴籌集資金的用意，但這從來也不是推行這兩項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漢武帝之所以如此做，其動機要比單純希望保證戰爭需要的商鞅複雜得多。漢武帝實際上是着眼於帝國的整體局勢，其最主要的動機是抑制土地兼併。爲什麼旨在抑制土地兼併的一系列重農抑商政策，反而會導致週期性地頻繁爆發農民起義?
漢武帝推行告緡令，在打擊了隱瞞財產的大商人之後，其算緡令、告緡令的執行範圍又進一步擴大，普通百姓亦列入其中。宋馬端臨所著的《文獻通考》中說：“算緡錢之法，其初亦只爲商賈居貨者設，至其後，告緡遍天下，則凡不爲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矣，故擇其關於商賈者登載於此，而餘則見《雜徵榷門》。”嚴苛的算緡告緡令的推行，令全天下有蓄積之家盡皆破產。
漢武帝末年，小農普遍破產，流民激增。十六歲至五十歲的壯丁盡皆徵發爲兵，國家戶口減半。當然，如果說這僅僅是爲了打擊匈奴，尚且情有可原，但同樣也應考慮整個社會的承受能力。在實質性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之後，在豪強地主經營商業遇阻之後就開始尋找新的財路，在這種情況下，其不得不將視角轉向農業。
在當時，土地稅率比商業稅要低得多，投資土地的收益雖然不如商業但也有其優點，那就是其收益回饋相對穩定。這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的“以末致財，以本守之”。在工商業發展嚴重受限的情況下，土地兼併也因此就愈演愈烈。但是，豪強地主兼併土地，似乎也並非是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
西漢一朝，豪強地主主要集中於長安、洛陽附近，但這一地區卻幾乎沒有發生過成規模的農民起義。相反，在當時豪強地主數量較少的幽州、揚州、荊州等偏遠地區，卻成爲了農民起義的高發區域。在長安、洛陽等發達地區，農民在把土地賣給豪強之後，很大一部分成爲了依附於豪強的佃農，其他農民或從事副業，或出賣勞動力，總也能在這些經濟發達地區掙口飯吃。也因此，這些地區往往不會成爲農民起義的主要策源地。
而在較爲偏遠的地區，雖然未開墾的土地衆多，但諸如農田水利設施很差、工商業同樣不發達。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羣體的抗風險能力更弱。我們知道，由於官府政策傾向，古時農民多爲原子化的小門小戶，每戶佔據的生產資料其實並不豐厚。光是金屬農具、耕牛的購置就是一筆不小的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往往需要衆多農戶聚集在一起才能承擔這筆費用。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羣體中就會形成組織。恰巧在遠離統治中心地帶的偏遠地區，官僚胡作非爲的可能性更大，不巧的是，這些地區的農民卻也往往組織性更強。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結社反抗官吏的客觀環境、主觀條件都已然形成。如黃巢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等等，其爆發地區均爲遠離統治中心的邊遠地區。
除了豪強地主兼併土地之外，最爲主要的原因實際上是流民潮的出現。過去歷史書上常見的說法是什麼呢?豪強地主兼併土地導致流民產生。但其實這種說法是有明顯漏洞的。因爲往往豪強地主聚集的地區，並不總是農民起義的主要策源地。造成農民變成流民的首要原因，是官府的稅費負擔太重，農民無法承擔，被迫棄地而逃。
如明代，雖然有許多宗室貴族、官僚兼併土地，但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民先逃，而後土地被侵佔、兼併。一旦遇上荒年，相較於杯水車薪的賑濟措施，往往朝廷與地方官府反而對催收賦稅更加賣力。而隨着農民流亡者越來越多，逃亡者的徵稅額就會被加到未逃亡的農民身上凡此種種，就形成了一個農民愈逃、稅賦愈重，越是災年、徵稅越嚴的惡性循環。
歷史學家秦暉先生根據黃宗羲的觀點總結出了中國歷史的某種獨有規律：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侷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爲“積累莫返之害”。這是爲什麼呢?隨着時間推移，官僚機構愈發龐大、人員愈發臃腫，對民間資源汲取的需求也就愈演愈烈。最終，減稅也就成爲了不可能。
歷朝歷代開國之初，由於前朝戰亂造成人口大量湮滅，土地相較於人口更爲富裕，重新劃分土地歸屬，推行輕徭薄賦，可以在短時間起到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的效果。但是，隨着時光推移，土地與人口的矛盾又凸顯出來。尤其是“輕徭薄賦”的政策逐漸名存實亡，名義上的低稅率下，掩蓋的是實際上極爲沉重的高稅率。
龐大的流民潮，從來不能用土地兼併來簡單的概括。相反，造成流民潮的首要原因從來都是讓普通百姓無法承受的沉重稅負。爲什麼會出現黃宗羲定律的現象呢?官僚體系的出現雖然是爲皇權服務而存在的，但是其本身作爲自上而下的具體社會治理事務的承擔着，其本身就會形成獨立的利益集團。
官僚集團具有自我保護、自我繁殖的特徵，會傾盡一切去實現權力尋租。這就造成了官僚數量只增不減、機構不斷擴張、既得利益只會加大汲取的問題。尤其是王朝後期，這些問題就會愈演愈烈，直至整個社會無法承受。就像彈簧被拉到極限，彈性限度失靈一樣。於是乎，又開始重複王朝的週期律，史書上的一系列戲碼又再度上演。
雖然農民起義聲勢浩大，但是最終都被地主或官僚階級摘了果實，那麼農民起義爲什麼會失敗?
領導集團的忘本變質和高度腐化
黃巢在長安，李自成在北京，洪秀全在南京就是最好的印證。公元881年二月十三日，黃巢稱帝，建立了大齊政權。黃巢在長安當上了天子，而生活卻越發淫蕩和奢侈了。這種未得天下就沾沾自喜的做法，就代表了一種流氓無產者的本質，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把天下和人民作爲自己的首要任務，一旦他們達到了目標，獲得了一些成績，他們的心就開始滿足。
因爲黃巢的奢靡腐化，長安有人題詩譏諷，黃巢大怒徹查此事，可是怎麼查也查不出個結果來，黃巢再也不遵守攻佔福州、廣州時那個不殺儒生的偈語，索性把長安城中三千多無辜的儒生都砍了頭。李自成入住紫禁城之後，封宮女竇美儀爲妃。大順軍入北京之初，兵不滿二萬，李自成下令：“敢有傷人及掠人財物婦女者殺無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鋪營業如常。
但從二十七日起，農民軍開始拷掠明官，四處抄家，規定助餉額爲“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劉宗敏製作了五千具夾棍，“木皆生棱，用釘相連，以夾人無不骨碎。”城中恐怖氣氛逐漸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逼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嚴比，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牽魏藻德、方岳貢、丘瑜、陳演、李遇知等，勳戚冉興讓、張國紀、徐允楨、張世澤等八百人追贓助餉。”談遷《棗林雜俎》稱死者有1600餘人。
李自成手下士卒搶掠，臣將驕奢，“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大順軍於佔領區皆設官治事，首爲追餉，例如在城固縣，“賊索餉，加以炮烙”;在汾陽，“蒐括富室，桁夾助餉” ;在絳州，“士大夫慘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權將軍檄徵紳弁大姓，貫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錢”四月十四日，西長安街出現告示：“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定於本月二十日立東宮爲皇帝，改元義興元年。”李自成入北京後，從宮中搜出內帑“銀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可見其內部之腐化。
洪秀全：一個落第書生，搖身一變成了邪教總頭目，還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割據政權，把正統的基督教的教義圖改得滑稽可笑的鬧劇。本來他身死國滅，已經證明了他人間天堂神話的破產，但後來又被不同的人所利用，把他打扮成農民的代言人，民族英雄，他早年要高考得中，做了官，就不會有後來的太平天國的悲劇了。定都“天京”後，洪就不在過問民事，早就幻想帝王妻妾成羣的他，直到死都沒有出過後宮。
農民最大的優點是吃苦耐勞忍辱負重;最大的弱點是沒有遠見缺乏自制力，他們能夠忍受起義早期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可一旦處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機一消除，就眼睛發昏看不到未來，更看不到隱藏的危機。他們急不可耐地想放縱一下自己的肉體，那些長年被壓抑的天性象火山一樣迸發出來，各種慾望急劇膨脹，以至忘了自己是誰。
在眼花繚亂的金銀珠寶和國色天香面前，他們幾乎在一霎時便把當初舉事的初衷忘得一乾二淨，沉醉於自己曾經痛恨的墮落生活。假使黃巢在當了皇帝后不被宮娥綵女包圍，不委派宦官當監軍逼反大將朱溫;李自成的部將劉宗敏不搶走陳圓圓，招惹吳三桂衝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後仍勤於國政，中國的大部分歷史也許都要重寫。
農民領袖御人乏術，導致領導集團的分裂和內耗
任何新興力量都有兩個最致命的危機：一是腐化，完全背棄他們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奮鬥目標;一是不能團結，發生一連串自斬手足式的內鬥。農民政權基於農民與生俱來的弱點，都不能渡過兩方面的危機。最致命的是農民領袖大都缺乏御人的膽略和胸懷，不能確立自己在領導集團中不可動搖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勵和鞭策部下始終如一地向終極目標不懈地努力。
要麼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墮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劉宗敏強搶陳圓圓，大順帝國的二十一條軍規對順兵團不起約束作用;要麼不能團結部屬目標一致，如劉福通的三路北伐軍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結果被蒙古軍隊各個擊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達開帶兵出走;要麼不能預防部將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如太平天國的東、北、翼諸王相互攻殺時，天國的最高領袖洪秀全一籌莫展;
要麼不能警醒部將野心膨脹，對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國的農民領袖徐壽輝就死在農民宰相陳友諒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點在東王楊秀清的逼迫下讓位;要麼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軍閥在形勢不利時叛變投敵，如黃巢不能防止朱溫投降李唐王朝。所有這些不該發生的故事都是因爲農民領袖不能嚴於律己，沒有容人之量，缺乏領導藝術，使自己在下屬面前威信掃地，導致形勢急轉直下才發生的。
沒有全局觀念，缺乏政治頭腦，不注重政權建設
農民領袖在舉事之初，往往沒有明確的奮鬥目標，只着眼於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報復仇殺和掠奪 財富等低層次的鬥爭水準上，而沒有長遠的打算。因此農民領袖缺乏政治頭腦，不注重政權建設。他們每攻克一個地方，主要的任務是殺富劫財，不在那裏建立自己的政權爲己服務，不在征服地徵收稅賦以供軍需，而是靠掠奪來解決後勤供應。
掠奪是暫時的，且能招致堅強的抵抗;徵稅則是長期的，只要稅負合理，抵抗情緒很輕甚至沒有。所以農民起義除了破壞執政府的統治秩序外，自身並不能替代被摧毀的舊政府，不能象舊政府那樣長期享用政權果實。極少數農民領袖如黃巢、李自成之輩在讀書人的輔佐下有一定的政治頭腦，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他們立足點不高，不能從總體上把握當時的政治形勢。
黃巢、李自成當了皇帝后，事實上只控制了中國的一部分地區，可他們都自認爲控制了全中國，儼然大一統國家的君主，閉眼不看四周環伺的強敵，不乘勝把這些強敵消滅，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締造自己的萬世基業，過早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結果給對手以喘息之機，使他們重整旗鼓向新生政權反攻，把起義的農民趕進墳墓。
農民軍的缺乏全局觀念，韓宋帝國中路北伐軍的出征路線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這支農民武裝在攻克蒙古帝國的上都開平後，不乘勝南下攻擊距離才二百五十公里的帝國首都北平，反而把進攻矛頭指向和總體戰略目標沒任何關聯的遙遠的高麗王國，使蒙古帝國躲過了迫在眉睫的危機。如果當時中路軍兵鋒南指，和東路北伐軍南北夾擊大都，蒙古帝國極有可能立即崩潰，韓宋帝國就會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
逞一時之快報復仇殺，不注重收服人心
黃巢在佔領長安後，對唐政府的官員不分青紅皁白一律屠殺，把徘徊觀望隨時準備投降的唐政府殘餘勢力推上拚死抵抗這一條路，實在是一個大的失策。李自成在北京也沒有汲取前車之鑑，對歸順過來的明政府官員動用慘無人道的酷刑追贓派晌，任意掠奪他們的財富，凌辱他們的妻女，硬是把吳三桂這支生力軍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爲大順政權培植了一個強勁的剋星。
太平軍打進南京時，清朝官員、滿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醫生、店員、藝人，皆被視爲妖人，擄掠屠殺不在話下。“凡擄之人，每視其人之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恆指爲妖，或一見即殺，或問答後殺，或不勝刑掠自承爲妖殺，或競捶楚以死。”對於滿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殺光。不少漢族大小官員、紳士、讀書人，逃不掉又不願死在太平軍手裏的，全家便一同自殺……
興許是出於無知和嫉妒兩方面的原因，幾乎所有的農民政權都仇視讀書人，對他們無情地砍殺和侮辱。知識分子雖然是一個專門做官的階層，有很多與生俱來的弱點，但那些沒有步入仕途的知識分子因爲沒有多少機會作惡的緣故，良心和理性並未完全泯滅，身上有不少美好的東西。
因爲謹慎膽小的緣故，知識分子不能爲打江山衝鋒陷陣，但他們的頭腦比農民清醒得多，眼光也比農民遠大，正可邇補農民身上的不足，是建設和鞏固新政權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農民政權應該把這些人吸收進來爲新政權效力，基於吃不上葡萄便說葡萄酸的心理和讀書人結怨實在是農民領袖極大的不智，最終吃虧的還是農民自己。
至於農民領袖不能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爲新政權服務，可以從太平天國對西洋人的態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國以基督教立國，西洋那些基督教國家自然十分興奮，加上對清政府的惡感，他們都盼望太平天國成功，把太平軍當成自己人。一八五三年，法國大使朵博爾隆到南京晉見洪秀全，意圖和太平天國聯合起來對抗清政府。這個主動送上門來的橄欖枝對太平天國自然不是一件壞事，可天國的所有領導人物大都是一字不識的農民，對國際局勢跟清政府的那些酒肉官員一樣地茫然無知，硬生生地把這件好事看成是一件天大的壞事。
農民起義一直在政治上是盲目的、沒有遠見的。中國古代歷史少有靠農民起義而推動社會發展的情形，世界上也少有靠農民起義成功的例子，農民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底層,從統計角度看，這個階層缺少真正的領袖，因此，中國的發展應該以安撫農民爲第一要務，而在城市化後，應該是"農民和城市下層平民",這個層面挑起的激烈行動，不會對歷史進程產生實質的影響，反而會造成社會不必要的動盪。
這是對農民起義從根本上進行否定。更進一步，社會的進步如果到了必須靠革命才得以推動的話，是社會成本相當大的非最優選擇，也是最後不得以的選擇，社會治理結構必須進行再造，不僅要避免羣衆革命性激烈行爲,而且應使社會前進的力量通過正常的社會成本小的渠道釋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