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1年，西漢王朝驃騎將軍霍去病三徵河西走廊，終於將河西走廊第一次納入王朝的版圖。從此之後，皇帝的使團和民間的商隊在這條聯通了東西方文明，在隨後兩千年的歲月中極度繁榮的貿易通道上絡繹不絕。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漢武帝的絲路戰略聯通着西域，和西域之西更廣袤的世界。這原本應該是一條財富之路，它理應給西漢王朝帶來繁榮的商貿和數不清的黃金白銀。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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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6年，中國的歷史書上第一次對大規模的流民進行了記載。四十萬失地農民突然出現在長安附近，這是一羣沒有土地，飢腸轆轆的人，他們被剝奪了一切謀生的手段。而據史書記載，當時全國的流民數量高達百萬之巨。
絲綢之路開通十五年之後，西漢王朝的社會狀況是這樣的：全國中產以上(財產達到十萬錢)的家庭悉數破產;沉重的稅負讓很多貧困之家“生子輒殺”;土地兼併導致大量農民失地成爲流民;黃河氾濫數十年無法堵決致民衆大量流離死亡;全國匪盜四起，水旱連年，蝗災兇猛，赤地千里……《漢書》中，在漢武帝時代，出現“人相食”的記錄至少有五次。
這就是直到兩千多年後的今天，許多人仍然津津樂道的所謂“漢武大帝”和“漢武盛世”的真實景象。
經歷了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爭霸，西漢王朝建國之初民貧國弱，漢初的人口僅爲秦末時的十之二三，只有1500萬人於亂世中活了下來。從秦末農民起義的烽煙中吸取教訓，漢初的統治者將全國的土地授與人民，輕徭薄賦;開放疆域內的山川湖泊，允許人民自由漁獵;鼓勵私營工商業的發展……在文帝景帝時期，全國的田稅降爲史無前例的三十稅一，算賦(人頭稅)也從每人每年120錢減爲40錢。
漢初的這種與民休息、無爲而治的統治方式在七十年的時間裏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到漢武帝即位之初，西漢王朝的工商業極爲繁榮，出現了卓王孫這樣的大礦主，僕從過千，富比王侯。《漢書》記載了這個時候國家的富庶與繁榮：“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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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爲討伐四夷，特別是與匈奴交戰，漢武帝僅用了十年時間，便將祖輩父輩所積攢下來的社會財富消耗一空。根據《漢書》的記載，到公元前123年，大將軍衛青兩出漠南、北擊匈奴之後，整個國家庫藏舊存之錢和常年的賦稅收入便消耗一空。政府不得不下令賣官鬻爵、以錢贖罪來緩解財政赤字。
但是，西漢王朝的對外征戰並未就此停止。前121年，驃騎將軍霍去病三徵河西;前119年，衛青、霍去病與匈奴人決戰漠北，都是耗費“百餘鉅萬”的重要軍事行動。整個國家因之走到了財力屈、民力竭的境地之中。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河西走廊的打通，絲綢之路的開啓，給了西漢政府解決財政問題的一把金鑰匙。西域和西域之西更遼闊廣袤的地域裏的人們鍾愛漢王朝的特產：絲綢、布匹、漆器、陶器、美酒以及各種各樣智慧勤勞的華夏民族所創造出的精美器物。如果在此時鼓勵民間資本大力從事對外貿易，政府不僅能得到大量的稅收，也能繁榮整個國民經濟。只可惜，我們這個古老的農耕文明的國度，不僅僅不重視商業發展，更從文化的血脈裏就根本否定商人和商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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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是先秦時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五蠹》。在這篇文章裏，他列舉了五種人，把他們稱作社會的蠹蟲，工商業者便是“五蠹”之一。這種思想對後世的統治者影響極大，他們認爲，商人並不從事生產，只依靠囤積居奇、擡高物價從中漁利，當然是對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蠹蟲。
根據《史記》的記載，漢高祖時期明令商人不得衣絲乘車，更對商人課以重稅。即便是在積極鼓勵工商手工業的呂后主政時期，也有規定，商人的子孫不得入仕爲官。漢武帝天漢年間曾徵發七種賤民出擊匈奴，商人便和罪犯一樣同屬賤民之列。
所以，在漢武帝的絲路戰略裏，從來就沒有過商業和貿易。這條後來商貿繁榮的道路，在漢武帝眼中不過是他聯通西域，切斷匈奴西方外援的征伐之路;更是他手中的皇權無遠弗屆，直令萬夷來朝的權力之路。
於是，最早的絲路上滿是皇帝派出的使團。西漢王朝的精美器物自然也大量流入西域，卻更多是以皇帝賞賜給西域諸國國王貴族禮物的形式。而這些受寵若驚的小國國君回饋漢武帝的或許只是幾匹良馬，甚至一個神奇的魔術師、一個碩大的鴕鳥蛋，卻總能大悅龍顏。慷慨的漢武帝對這些來朝的國君或使節酒池肉林，好酒好菜地招待着;還會帶他們穿城入市，東遊大海，炫耀大漢的富庶和繁華;臨別，黃金綢緞重重賞賜，傾舉國之力，精裝帝王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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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並未給西漢王朝帶來滾滾財富，相反，使團的開銷以及爲護衛絲路暢通必須投入的巨大軍費給原本就財政吃緊的國家添加了更沉重的負擔。
征伐四夷打仗要錢，修築宮殿苑囿要錢，裱糊帝王顏面要錢，錢從哪裏來?沒有商業考量的社會，既然無法通過對外貿易從他國賺取財富，那就只能通過對國內民衆課以重稅來盤剝了。
算賦從40錢增加到120錢，口賦從每人每年20錢增加到23錢，但徵收年齡提前到3歲，以致許多貧困之家“生子輒殺”;實行鹽鐵專賣，後來連酒也由政府壟斷經營;開徵車船稅，老百姓乘車坐船也要納稅;對重要物資進行平準均輸，由政府壟斷這些物資，物貴則賣，物賤則買;多次變更幣制，每變更一次，實際就是對社會財富的一次洗劫……
漢武帝還嫌這樣賺錢的速度不夠快，他的目光瞄準了國內的商賈富戶。公元前119年，漢政府以對匈奴作戰爲名，強行向社會徵收財產稅，稅額爲全部財產的3%至6%。爲了避稅，民間出現了隱匿財產之風。漢政府於是出臺《告緡令》，隱匿財產者被告發，其財產一半給告發者，一半收歸國有。《告緡令》一出，全國中產之家悉數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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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利用國家暴力機器，強行將私有財產變爲國家財產。然而，這些財富很快便在王朝軍隊不斷的殺伐征討中消耗殆盡。而這個時候的西漢王朝，國民經濟行將崩潰，海內虛耗，人復相食。有一種說法是，人口也較漢武帝執政之初銳減一半。於是，在漢武帝行將就木時，不得不發佈《罪己詔》，下令廢止一切勞民傷財的政令，讓災難深重的人民得以休養生息。
今天，許多人在說起漢武帝時仍津津樂道於在他治下漢王朝領土的大規模擴張，奠定了中國版圖的基礎，認爲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功績。不過，遼闊的疆域，那從來都是帝王視角。對普通民衆而言，領土不過是頭上的片瓦和腳下的寸土。如果遼闊的疆域連自己的百姓都無法養活，領土對個體便不再有任何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