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420年-479年)，又稱劉宋、水宋，建都建康(今江蘇南京)，是中國南北朝時代南朝的第一個朝代，也是南朝四個朝代中存在時間最久、疆域最大、國力最盛的王朝，共傳四世，歷經九帝。
劉裕建宋
420年，劉裕取代東晉政權建立劉宋，定都建康，因國君姓劉，爲與後來趙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區別，故又稱爲劉宋。
以劉裕世居彭城爲春秋時宋國故地，故以此爲國號。又以五德終始說，劉宋爲水德，故別稱水宋。
開國皇帝劉裕出於行伍，自幼家貧。時值東晉末期，民變此起彼伏，朝廷內部鬥爭也十分激烈。402年，東晉大將桓玄乘朝廷實力虛弱，起兵篡位，國號“楚”。劉裕與劉毅等起兵勤王，並最終消滅了桓玄的力量。此後，劉裕率軍南征北伐，其勢力不斷得到穩固壯大，並先後攻滅劉毅、司馬休之等實力派，最終迫使晉恭帝將帝位禪讓給他，420年劉裕建宋，年號永初。劉裕即位後，因爲他已在晉末實行各種改革如土斷、壓制豪強、澄清吏治、強化軍隊等等，所以在位的三年中，除了恢復漢代舉孝廉、策秀孝的制度並強化官僚法制之外，主要政策仍是在休養生息、恢復晉末北伐的國力損傷，並計劃在422年出征北魏。結果422年五月劉裕病卒，北伐取消。
元嘉之治(424-453年)
422年劉裕死，太子劉義符即位，北魏趁機派十萬大軍南侵，佔領洛陽等河南地區，逼退宋將檀道濟。424年，徐羨之、謝晦等託孤輔政大臣，害怕失德無禮的劉義符會敗壞國政，遂以“廢昏立明”爲名號，廢殺劉義符，改立劉裕的第三個兒子劉義隆爲皇帝，是爲宋文帝，年號元嘉。宋文帝在426年除掉權臣徐羨之等人後親政，他在位三十年，勵精圖治、知人善任、提倡節儉並澄清吏治，國家生產經濟因此大力提升，被稱爲元嘉之治，爲六朝治世之典範(也是江東第一個治世)。
430年起，宋文帝首次北伐，到彥之率領的五萬宋軍，成功佔領河南洛陽等地。但由於軍力不足，加上文帝的過度指揮，以致北魏逼退宋軍數萬主力後，於431年重佔河南。436年名將檀道濟因軍功被宋文帝猜忌而被剷除，又使南朝宋失去能與北魏制衡的大將。445-446年當北魏發生蓋吳起事時，南朝宋沒能即時北伐。到445年時，北魏趁勁敵柔然暫衰時開始發動多次小規模南征，雙方於淮南來回拉鋸，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出兵六萬北伐北魏之河南地(二次北伐)，但卻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所之率六十萬大軍正面擊敗，六十萬魏軍遂引兵南下，威逼建康。魏軍所過之處大肆搶掠燒殺，江淮地區損失慘重、“邑里蕭條”，元嘉之治因此衰落。宋文帝在452年趁拓跋燾遇弒之機會，派軍進行第三次北伐，但仍無功而返，此後劉宋無力再舉，註定日後國防線逐漸南撤的命運。公元453年，宋文帝長子劉劭發生巫蠱事件，弒父即位，其三弟劉駿起義兵攻劉劭，獲得各方軍鎮的支持，於是斬劉劭於臺城，劉駿自立爲帝，是爲宋孝武帝。
孝武繼立(453-464年)
宋孝武帝統治期間，雖有諸王劉義宣、劉誕等相繼叛亂，但大多很快平定，和北魏的戰事也只限於山東半島，雖小勝北魏但影響不大，因此總體來說，孝武帝統治的十一年算是個相對安定的時期，孝武帝的積極政策也促進了江南的開發與貨幣經濟的深化。一直到463年底至464年，浙江等地發生大旱災，造成慘重的大饑荒，浙江十分之六的戶口餓死逃散。
宋孝武帝是一個頗有作爲、積極改革制度的皇帝。他加強中央集權，撤除“錄尚書事”職銜，並分割州、郡以削弱藩鎮實力，並開始以中書舍人戴法興、巢尚之等人處理中樞機要事務，形成後代所謂“寒人掌機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權化統治也被史書稱爲“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孝武帝同時重用江東寒門沈慶之與傖荒北人柳元景，依照兩人的功績，先後提拔爲三公，開啓吳興沈氏與河東柳氏攀升爲南朝高門的起始之路，並開創南朝寒門、寒人以軍功升爲三公的先例。
孝武帝另外也對門閥制度進行一定程度的整頓，給予世族制度新的生機。除了拔用上述的沈、柳爲三公之高門，更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爲員外散騎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門的顏竣、寒素的顏師伯成爲高官重臣;任用南北之望的名士琅邪王彧、會稽孔覬爲散騎常侍，一度矯正過去散騎常侍受人輕視的不良習慣;甚至從461年開始，把與商人等通婚、私下經商的士族，開除士族資格並黜爲將吏，是爲檢籍政策的先聲。
明帝篡統(465-472年)
464年夏季，孝武帝死，其子劉子業繼位，荒淫殘暴，朝廷內外人情洶洶，心懷恐懼，劉子業不久被湘東王劉彧弒殺。劉彧在建康自立爲帝之後(宋明帝)，因爲得位不正，面臨孝武帝第三子劉子勳登基爲帝、聯合兄弟方鎮圍攻建康的艱鉅情勢。宋明帝政權雖然領土、人口都不到劉子勳政權的十分之一，但是以伐亂爲名，憑藉量少質精的中央軍，採取各種積極手段：
採用才幹名士蔡興宗的意見，撫慰叛亂將士在京師的親人，安定人心。
重用沈攸之、張永、蕭道成等才幹武將。
放權給諸弟劉休仁等人積極平亂。
於是上下一心、兵強將勇，因此打敗劉子勳並平定江南與淮南各地區，最後全面誅殺孝武帝子孫。但是淮北方鎮薛安都等人爲了自保而向北魏求援，於是北魏大軍在四年之內陸續攻下淮北、山東半島地區，劉宋戰亂不斷，國力大衰，人民痛苦指數飆升。又因爲必須對有功的軍人加官晉爵、大肆封賞，於是造成士族制度的嚴重破壞，清濁不分、官品淆亂。
472年，宋明帝死，太子劉昱繼立，宋明帝遺詔命蔡興宗、袁粲、褚淵、劉勔、沈攸之五人託孤顧命大臣，分別掌控內外重區，另外命令蕭道成爲衛尉，參掌機要。其中遺詔雖任命袁粲、褚淵在中央秉政，但實際上接受宋明帝祕密遺命，就近輔佐新帝劉昱，掌控宮中內外大權的人物，是宋明帝最親信的側近權幸——王道隆與阮佃夫二人。
後廢帝政亂(472-477年)
宋明帝在死前，爲了穩固兒子的皇位，大肆誅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功臣武將和高門士族，造成劉昱繼位後中央和地方軍鎮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亂象，使得武將蕭道成因此崛起，逐漸掌握中央軍權。特別是474年，桂陽王劉休範以清君側之名造反，殺死了權幸王道隆與顧命大將劉勔，幾乎就要攻下建康城，但蕭道成即時回軍，平定亂事。事後蕭道成接替劉勔的地位，上升爲與宰相袁粲並列的“四貴”之一，更受到權幸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交結地方軍鎮都督，權勢日漸擴大。477年，年滿15歲的劉昱在殺掉權臣阮佃夫後，與蕭道成發生激烈衝突，但卻意外被蕭道成弒殺，蕭道成趁機改立明帝次子劉準爲皇帝，即宋順帝。蕭道成獨攬軍政大權後，挾持軟弱的褚淵，以武力平定忠宋大臣袁粲、沈攸之的起義。479年，年幼的宋順帝劉準把帝位禪讓給了蕭道成，宋朝終被南齊所取代。當時民間以一首歌謠傳述蕭道成殺袁粲篡宋的事業：“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疆域與行政區劃
疆域變動
劉宋一朝的疆域變動不小，但總體來說是國界不斷向南退縮。
從宋武帝劉裕時代(420-422年)以黃河爲界，與北魏對峙的局面，到劉裕死後的423年，北魏趁機攻下河南三鎮(洛陽、虎牢、滑臺)，從項城到濟南大致形成一條國界線，分開北魏與劉宋，劉宋仍保有山東半島與江蘇省北部的淮北地區。但與北魏爲界的大塊面積，因爲屢遭兩方進攻掠奪，成爲所謂“邊荒”地區，僅剩居民聚集在榛木所圍成的山寨堡壘，被稱爲“榛人”。項城到濟南的“邊荒”國界維持了長達四十三年，四十三年中兩國大軍屢次越界征伐，但屢得屢失，兩方都無法把佔領的土地長久地穩固下來，因此維持了四十多年勢均力敵的局面。
一直到466年，劉宋山東、淮北的鎮將薛安都、崔道固等人，因爲害怕篡位自立的宋明帝討伐他們，而向北魏求援。北魏趁機派五萬以上的大軍，於打敗宋明帝的北征軍張永之後，陸續在四年內攻下了山東、淮北的所有城鎮，劉宋被迫以淮河與北魏爲界。雖然宋明帝心有不甘，屢次派沈攸之等人北征，但從此(469年後)南朝與北魏的淮河國界就大致固定下來，一直到31年後(500年南齊末)才因爲壽陽鎮將裴叔業投降北魏，使國界進一步往南退。
行政區劃與核心軍鎮
劉宋的行政區劃襲承東晉，實行州、郡、縣三級制。
州是第一級行政區。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刺史，劉宋一朝的州數大致在二十州上下，至宋末穩定爲二十二州。其中不少州是僑寓州，爲寄住在南方州郡上，不一定有實土。
尹、郡、王國、公國(部分)是第二級行政區。尹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尹，郡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太守，王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內史，公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相。
縣、公國(部分)、侯國、伯國、子國、男國是第三級行政區。縣的最高行政長官稱令或長，公國、侯國、伯國、子國、男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相。
劉宋前期繼承“東晉門閥政治”的地理格局，以荊州(鎮江陵)和南徐州(鎮京口)爲核心軍鎮，所以劉裕規定兩州必由劉氏宗王擔任刺史。其中荊州因爲州大民多、“地廣兵強”，又統攝雍、南樑、益等州，支撐劉宋西半的安危，故有“分陝”之稱，劉裕遺詔說荊州刺史需“諸子次第居之”，說明荊州的重要性略高於北府兵根本的南徐州。劉宋宗王擔任荊州刺史的結果，是促使荊州士族與揚州士族的合流，大致結束東晉百年荊、揚對立的局面，代表人物即是江陵士族劉柳、劉湛父子，曾各自取得相當於副宰相的官位與權勢。
中期因爲454年荊州刺史劉義宣，趁著新帝劉駿即位的弱勢格局，發動十萬荊州鎮軍挑戰建康，因此劉駿在同年平定劉義宣之亂後，即刻從荊州東部分出新的一州名郢州，並廢除荊州重兵來源的南蠻校尉，其營戶兵力遷至建康，有效地削弱荊州，瓦解其“分陝”地位。之後劉駿又土斷雍州，大幅強化雍州的實力，不但讓原來的大荊州地域，陷入荊、雍、郢三州相互牽制的局面，後來隨着雍州軍力的不斷加強，至宋末沈攸之起義失敗之後(478年)，“江陵素畏襄陽人”的局面已大致形成。
政治體制
劉宋選官制度仍以九品中正製爲主，但宋初門閥制度的整體格局，卻是從東晉末年義熙時代(405-419年)劉裕等京口北府的軍事集團崛起開始，延續繼承下來的新格局。也就是說，大量京口將領混入世族門閥的結構中(多成爲中下層世族)，擠壓了原來名門舊族的地位與空間，因此南朝士族從劉宋開始，常會刻意去排擠寒門、寒人，好顯示自己的清高地位。於是高門就有許多“士庶區別，國之章也”、“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言論出現，這實際上是名門舊族的一種防禦性反應。
雖然宋初就有武人將領合法地進入世族結構中，但劉宋前半的元嘉之治，士族制度卻是極其完備的，一般也認爲是文化士族的“全盛期”(同時也是“最後的榮光時期”)。在宋文帝治下，史稱其“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恆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當時的江南社會：“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這是因爲宋文帝除了重用並放權給兼具才幹與名望的風雅士族，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范曄、江湛、王僧綽等，更重要的是，文帝也能夠尊重王敬弘、王球這一類缺乏理政才幹的高門清望，雖不給實權，但仍任命爲副宰相與吏部尚書，在用人上保持住門閥制度的清濁流品，因此能激清揚濁，使得“士敦操尚，鄉恥輕薄”。
劉宋中期的門閥制度，雖然因爲450年宋文帝大舉北伐失敗後的困局，使寒人得以竄改籍注或詐列士籍，混亂士族的流品，但在宋孝武帝的整頓革新之下，仍使門閥制度獲得一定的生機。一直到465年宋明帝自立爲帝后，才因爲廣募部曲、濫賞軍功，造成士族制度嚴重破壞，成爲劉宋滅亡的重要原因。
外交關係
東北亞
劉宋與東北亞的倭國、百濟則有密切的朝貢關係，倭國曾在晉末、劉宋對江東朝貢十多次，史書記載有五位倭王，是爲倭五王;百濟在劉宋後期與江東的關係更形緊密，似乎結成軍事同盟，共抗北魏。因爲469年北魏完全奪取劉宋在山東半島的城鎮後，百濟因爲早前渡海在遼西或山東半島沿岸設有港岸據點，因此與南朝同樣面臨北魏的軍事壓力，479年宋齊易代之後，北魏還曾在488年派軍進攻過百濟的城鎮，卻被百濟打敗。另外又因爲百濟與倭國對於朝鮮半島東南部的伽倻(任那)可能有爭奪關係，因此兩國在對劉宋的朝貢外交中常常是互相牽制的對立關係。也因爲兩國都想要討好劉宋，所以頻頻向劉宋朝貢示好。譬如倭國在朝貢時，一直希望劉宋冊封倭王爲“都督”百濟在內的大將軍，讓倭王有統治百濟的名分，但要求總是被劉宋拒絕。
高句麗因爲是朝鮮半島與東北亞中最強的國家(更是東亞世界中僅次於魏、宋的第三強國)，所以對劉宋的朝貢關係不太緊密，兩國關係主要是針對北魏而結成的鬆散軍事聯盟。高句麗常會單方面中斷對劉宋的朝貢，說明劉宋對高句麗只存在形式上且薄弱的君臣關係。不過在465年之前，因爲劉宋強盛的水軍能夠在渤海沿岸執行任務，相對於遠離海岸且毫無水軍的北魏勢力，高句麗在465年前一直選擇劉宋作交往、朝貢的對象。劉宋曾在438年派將領王白駒，率水軍七千人渡海到高句麗的遼東，想迎接兩前年滅國的北燕主馮弘來到南方，結果高句麗先把馮弘處死，並派兵把王白駒繳械，強制遣送王白駒等回劉宋，隔年再回送八百匹馬給宋作賠禮;到了465年後，可能因爲當年劉宋發生劇烈的內鬥(見劉子勳條)，高句麗從此改對北魏進行較爲緊密的朝貢關係，並在469年後長期疏遠南朝(北魏在469年攻下山東半島)，只和南朝保存微弱的外交聯繫。475年高句麗更大破劉宋的盟友百濟，破其國都、殺百濟王，佔領漢江流域，國力達到極盛。這次劉宋沒有再派出水軍到遼東、朝鮮，說明劉宋的無力干涉與衰落。
東南亞
劉宋交州(越南北部)的南邊與林邑國(今越南之中南部)接鄰。東晉末期，林邑有數年的內亂，劉宋建國元年420年，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萬人南征林邑，林邑請降，並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銀、古貝等禮物。421年，林邑王陽邁一世遣使到宋廷入貢，並獲宋武帝冊封。但到陽邁二世時，於427年入侵日南、九德等郡。431年，林邑入貢宋廷。432年，陽邁二世派水兵入侵九真，交州刺史阮彌之派軍抵抗，驅逐至區粟而回。433年，陽邁二世遣使到宋廷，要求“領交州”，宋廷不許，陽邁二世因此大爲憤恨，雖常遣使入貢，但亦常派兵入侵交州。
446年，宋文帝派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愨等征討林邑。戰前，文帝提示檀和之，倘若林邑國能夠誠心求和，便可答允。檀和之派人向陽邁二世諭以恩信時，陽邁二世竟加以扣留，於是雙方進行交戰。林邑軍先以大象軍取得首勝，後來宗愨提議用獅子的外型去威嚇大象，可以取勝。主帥檀和之採納計策，果然大敗林邑軍。宗愨部隊更一舉攻克首都林邑(Campapura)，擄獲無數珍寶、黃金數十萬斤，陽邁二世出逃。此一征戰令林邑元氣大傷，“家國荒殄，時人靡存”。此後，林邑國沒有再起兵進犯交州，對劉宋甚爲恭順，多次遣使到建康訪問進貢。
民族政策
自晉室南遷之後，苟延殘喘地偏安江南。原本居於華北的漢人氏族爲了逃難而向南遷徙，大量來自中原的移民士族改變了江南地區的人文景觀，甚至口頭語言也逐漸與古河洛語言接軌。
南蠻政策
南朝宋時期，主要把土著蠻夷分成蠻人、俚人、僚人三種類型，三者有時被通稱爲“南蠻”。蠻人在長江流域以板循蠻、盤瓠蠻與廩君蠻實力最大，板循蠻又稱賨人，原居益州巴郡閬中一帶，之後經渝水北遷漢中、關中。廩君蠻原在益州巴郡、荊州江陵一帶，後來擴展到長江漢水與淮西一帶。史書上提到的巴東蠻、宜都建平蠻都是指廩君蠻。盤瓠蠻又稱“溪人”，發揚地在辰州，分佈現在的湖南與江西一帶。
南朝劉宋政府爲了對付蠻人，在荊州置南蠻校尉、在雍州置寧蠻校尉，專責教化及討伐南蠻。爲了在荊雍的強大蠻族羣體，南朝劉宋政府在440至470年代曾發動大規模地討蠻運動，有兩次的主將分別爲雍府大將沈慶之、荊州刺史沈攸之，捕獲數十萬的蠻族人力。而在450年代，沈慶之、王玄謨大致討平淮水蠻，強化了劉宋在淮南地區的國防。
俚族的範圍在南嶺、今貴州南部到海南島、越南北部一帶。468年起李長仁與李叔獻兄弟據交州抵制劉宋朝廷，當時的宋明帝政權因爲正與北魏全力爭奪山東、淮北地區，無力征討交州，只好承認李長仁的刺史名號，維持劉宋對交州名義上的統治，並於471年在交、廣兩州交界地新設越州，以防禦李氏兄弟。李氏兄弟很可能具有交州俚僚族羣的血統，他們在交州的割據一直維持到485年才被齊武帝討平。
僚人主要分散在四川、漢中的山谷空地，與賨人的分佈區頗有重疊。當時“僚人與夏人(漢人)參居者，頗輸租賦”，說明其編戶化與華化的趨勢較重。
軍事制度
劉宋常態兵力大約二、三十萬，極限動員時可能有四十萬，但劉宋在淮水以北征伐時，因爲受限於後勤供應，只能發動五、六萬兵力，使得北伐經常失敗。劉宋前期北府兵獨大，成爲中央軍與荊州、北徐州方鎮的主力來源，故此時仍以世兵制爲主;中期荊雍兵崛起，逐漸取得一定的優勢，學者田餘慶認爲：“北府兵力日衰，荊雍兵力日盛，是同一個歷史過程的兩個方面”。此時世兵制衰落，軍隊主力逐漸被募兵制和徵兵制取代，特別是將領自招部曲的募兵制，更成爲宋末軍隊中的精銳核心。譬如469年後流亡南方的青齊豪族，就被蕭道成收納招募爲將官、部曲，成爲蕭道成建齊易宋的主力。學者有的稱此武力集團爲“淮陰集團”，有的稱之爲“青徐集團”。
人口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官方紀錄，全國有901,769戶，5,174,074人，但因爲十多年前發生北魏破壞江北的燒殺屠掠，江北人口大減，以及463-464年浙江等地發生大饑荒，浙江人口死亡逃散十分之六，所以劉宋盛世年代(元嘉之治)的官方戶口數字，應當超過一百萬戶、六百萬口。
經濟
劉宋的江北地區主要是村塢型經濟，常受戰亂影響而發展有限;江南社會主要是莊園經濟。世族與寺院的莊園大部分都是多方經營，從自給自足的性質，朝向商品經濟發展。農田有良好的水利系統供種植稻、麥、粟、桑、麻、蔬菜等作物，還可以種植竹木果樹、養魚、畜牧等等。還有紡織、釀造、生產工具等手工業。世族的莊園生產主要交給佃客、部曲和奴隸，而寺院是一般僧侶與民戶。由地主集中開墾，這對於地區的開發起一定的作用 。由於世族享有特權，佛教較爲盛行，致使地主莊園與寺院莊園膨脹，並且隱匿許多農戶。
農業
農業是莊園經濟的重心，深受朝廷與世族關切。開墾山林與土地兼併的情形在劉宋一直非常旺盛，朝廷雖有禁令，但難以禁止世族兼併土地或霸佔山澤，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朝廷乾脆承認佔領山林川澤的法令以限制世族搶佔範圍。法令頒佈後果然刺激豪門權貴兼併山澤土地的活動，也因此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劉宋相對北魏來說比較安定，南渡的移民在初期與末期仍然絡繹不絕，農業生產繼續有所發展。比較突出的地區有荊、揚二州，而益州居次。揚州是劉宋最發達的地區，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圍地區發展最大。而三吳地區(吳郡、吳興、義興)是中央財庫、各種支出的主要來源。
手工業
由於朝廷大力提倡農桑，戶調徵絹布，當時絹布的地位等同貨幣，這些都促進紡織業的生產。劉宋的紡織業與養蠶業比較發達，產地以荊、揚二州爲主。由於絲、綿、絹、布等是國家調稅的主要項目，因此紡織是民間普遍的副業。織錦業則在益州爲主，劉裕滅後秦，把關中的織錦戶遷到江南，開始在江南發展織錦業。當時富豪人家穿繡裙，著錦履，以彩帛作雜花，綾作服飾，錦作屏障。朝廷設有專官管理礦冶，用水排鼓風冶鑄。鍊鋼則使用一種雜煉生鐵和熟鐵的灌鋼法。這種方法可以煉出優質鋼，用來製造寶劍和刀。瓷器的燒製技術早在三國、晉朝時期成熟。劉宋時以青瓷爲主，產地集中在會稽郡(浙江紹興)。其硬度高，釉料勻，通體青瑩。江南其餘地區的制瓷技術各有自己的特點。劉宋的紙張潔白勻稱，完全取代了簡牘，藤紙與麻紙都很流行。造船業也十分興盛，如宋末沈攸之起義反蕭道成時，荊州作部曾“裝戰艦數百千艘”，而且三吳運河網也持續修造，到南齊時已大致完成，暢通了三吳與建康的交通。
商業
劉宋農業和手工業發達，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業日漸發達，江南社會穩定地朝貨幣經濟與商品經濟發展，甚至連江北的漢中地區，也在劉宋中期開始使用貨幣。但由於國家控制的銅礦不足，使得幣制屢變，質量不精 。市場上有普通的生產用品、生活用品與奢侈品，商賈小者坐販於列肆，大者轉運於四方，而凡是大批運進的商品買賣，多是世族莊園所生產的經濟作物。商稅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關稅權，在任期屆滿時帶着大批貨物作爲“還資”，然後轉販各地。商業重鎮有建康、江陵、成都、廣州、廣陵等地。建康是三吳的經濟中心。會稽、吳郡、餘杭居次。廣州是海上貿易重鎮，貿易對象有東南亞各國、天竺、獅子國、波斯等國。江陵是關中、豫州、益州、荊州、交州、梁州的轉運站。成都不僅商業繁盛，也是蜀錦的重要產地。
文化
文學
晉末宋初的田園詩人陶淵明，他忠於東晉而不滿篡弒的劉宋王朝，以東晉遺民自居(此圖出自1921年出版的《晩笑堂竹荘畫傳》)
劉宋詩風流行的是元嘉體。元嘉體是宋文帝元嘉年間的詩風，代表人物有“元嘉三大家”謝靈運、顏延之與鮑照。他們的共同功績是把古體詩推進到完全成熟階段，並且注意聲律和對偶的運用，並且逐漸發展出近體詩; 袁淑、謝莊亦爲有名詩人。民間詩人則以劉宋初期的陶淵明最具代表性，其擅長描述田園生活，風格清新樸實，提升古體詩內涵，表現出高遠純潔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記》寓意追求一個可供逃避亂世的和諧世界，富有哲理。其詩歌、散文及辭賦廣泛影響後世名家如王維、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陸游等人。
小說受到名士清談的影響，促成軼事小說的出現，最有名的是宗王劉義慶招集文人才士所編寫的《世說新語》，爲後世文學作品提供大量典故和成語，也是唐代晉書編撰的重要史料來源。
史學
劉宋繼承了漢代以來設官修史之制。宋設著作官，負責撰修國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宋代最著名的兩本史籍，是范曄的《後漢書》與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後漢書》新增“獨行”、“逸民”(或“隱逸”)、“列女”等類傳記各種人物面貌，最被稱道;裴注着重資料蒐集、補充史事，不再侷限於對音訓及解釋史文，對中國的注史方法產生有相當影響。裴松之對史料相互考異，日後史家有所繼承，如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考異》。裴注裏又有對前代史家的評論，這推動了中國史學批評的發展。
劉宋時譜學(或叫譜牒學)在門閥社會影響下而開始盛行。各家士族郡望爲求鞏固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乃撰修家牒，以彰顯自身血統、門第及婚宦。繼家譜出現後，又有了家譜學的研究，當時便出現“統譜”、“百家譜”等書籍。
藝術
劉宋在東晉之後，延續晉代的文化發展。由於玄學流行，老莊的自然觀和江南秀麗的山水結合，使得繪畫脫離儒學的限制，朝向純藝術的方向發展，陸探微爲宋明帝時期著名的宮廷畫家，然而其作品均已失傳。由於山水詩的出現，使得長期以來的以表現人物爲主的繪畫傳統轉變爲山水景色，例如宗炳是中國最早的山水畫理論著述。其《畫山水序》最爲著名，精闢地理解“山水以形媚道”之外，在自然山水的觀察，歸納出展現物體遠近的繪畫方法;另外山水畫家王微，著有《敘畫》一篇，強調觀察自然和主觀能動作用。
社會
江南社會的人口很複雜，大致上可分爲四個階層：名門豪族的世族;自耕農、新民等從事農工商的編戶齊民;屬於部曲、佃客、衣食客、門生舊故等依附世族的依附人，受政府控管的雜戶、百工戶、兵戶與營戶也是依附人;最後是奴婢、生口、隸戶，這些都屬於奴隸。
雖然文化士族的實力大削，但劉宋仍維持世族社會的結構;而江北豪族的地位與權力雖遜於江南的僑吳士族，但在經濟力與軍事實力方面，卻高出甚多。世族控制的人口有部曲、佃客與奴隸，不經“自贖”或“放遣”，是不能獲得自由的。由於南朝大家族制的衰亡使得部曲逐漸受國家控制。佃客的來源有政府依官品賜給與私自招誘。奴隸的主要來源是破產的農民或是流民，他們是地主的私產，因而可以抵押或買賣。爲了防止逃亡，奴隸都被“黥面”。奴隸可以經由“糜喃爲客”、“發奴爲兵”等方式轉化爲地主的佃客和國家的士兵。自耕農是當時農業生產的重要力量。他們對朝廷負擔租調、雜稅、徭役以及兵役，這些都使許多自耕農破產流亡，淪爲世族的部曲和佃客。劉宋實行三國以來的世兵制，兵戶世代當兵，平時還需要交納租調。由於手工業者很缺，故官府對雜戶或百工戶的控制極嚴，百工戶從民間徵調到官府作坊後，與配到作坊裏的刑徒爲伍，終年勞作，世代相襲。如果世族、官僚私佔百工戶往往受到懲治。
江南社會約在晉末宋初由大家庭制轉化爲小家庭，在同一家族不同職業的十家就有七八家之多，互相漠視。這是因爲宗族發展後各家庭親疏貧富不同，若無共同外患就容易分離;朝廷課稅方式對大家族制無益而導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