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歷代末帝多是腐敗無能的亡國之君，而歷代開國皇帝，多是富於開拓精神的創業英雄。從他們不同的經歷、不同的執政理念和不同的結局中，進一步向我們印證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至理名言。
歷史學的基本功能是，揭示歷史規律，提供歷史經驗，啓發人們的智慧，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鑑古而知今，人類總是從過去了解今天，進而開拓未來。“以史爲鑑”通常都是正面積極地告誡人們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以便更好地把握自己，大到治理國家，小到自我修養，都該走正道，而不能走邪路。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從秦始皇統一中國至今也有2000多年了。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許多英明而又富於開拓精神的皇帝。其中嬴政秦始皇就是一位，他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矛盾人物，既有大功也有大過。他最大的功績是用10多年的時間統一了中國，結束了戰國時代(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180多年的混亂紛爭的局面，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並相繼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統一全國文字，統一度量衡，大力發展沙子南交通，對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與此同時，他又是一個暴君，“焚書坑儒”、修築長城，加上晚年貪圖享受，特別是他的繼承人胡亥秦二世，昏庸無能，在位期間濫用民力，繼續大修阿房宮和馳道，人民不堪重負，隨即爆發農民起義。秦朝相傳兩代，僅僅15年就被羣衆推翻了。可謂“其興也焉，其亡也忽焉”!它在中國歷史上最最短命的王朝。
無獨有偶，與秦朝情況相似的還有中國的隋朝。開國皇帝楊堅也是一位具有開拓精神、成就卓著的皇帝。他於公元589年統一全國，結束了西晉末年以來300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位期間勵精圖治，加強中央集權，改革官制，開始用考試選拔人才，推行均田制，鼓勵開荒，擴大耕地面積，減輕租賦徭役，免除鹽、酒稅，有力地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人民的生活也獲得了顯著的改善。但他的兒子隋煬帝楊廣繼位後，卻大肆揮霍奢侈，大興土木，建都城、闢馳道、築長城，驅使數百萬人從事勞役。更爲嚴重的是，在公元611～614年，三次入侵高麗，耗資甚巨;又常年攜大批文武官員、妃嬪歌伎等，四出巡遊，任情揮霍，征斂苛重，以致民怨四起，終於在公元618年，也就是在帝位的14年，就被羣衆推翻了。其教訓發人深省，即爲君不爲羣衆辦事，大逆不道，不顧人民死活，必然走到絕路!
從秦朝到清朝2000多年間，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了三個黃金時代：
第一個黃金時代，史稱“文景之治”，包括漢武帝劉徹的開拓疆域。從文帝開始到武帝末年，共94年，之後逐漸衰敗，最後是王莽專權和稱帝。
第二個黃金時代，史稱“貞觀之治”，直到“開元之治”，共114年，如果算到“安史之亂”則129年。之後，唐朝進入衰敗期，直至滅亡。
第三個黃金時代是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133年。之後，就是內憂外患頻繁，雖然清政府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但也未中興起來，末期的“戊戌變法”也遭到失敗，最後被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中國歷史上的這三個黃金時代，以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唐代是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最強盛而又文采斑斕的時代。唐代不僅經濟發達，綜合國力居世界首位，經濟總產值佔世界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文化之繁榮也是世界公認的。唐代共產生了2000多位各具風格的詩人，留下了5萬多首詩歌。李白、杜甫更是整個古代詩歌史上兩座並峙的高峯。中唐時期以韓愈、柳宗元爲代表，興起了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創造出古代散文的典範精品。在小說、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等方面，也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涌現出許多具有很高造詣的文學藝術大師。
唐朝國威強盛，經濟繁榮，對外奉行開放政策。在這個基礎上承襲六朝並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精深，輝煌燦爛，蔚成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峯，也是當時世界文化中的高峯，當時唐朝的首都長安，既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與世界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這裏住有衆多的外國使節、商人和留學生。唐文化依據本身發展的需要，對於外來文化有選擇地加以取捨，經過汲取和發揚愈顯得豐富多彩。唐文化遠播到東西方各國，各國也根據自己的文化傳統，斟酌吸收，使本國文化得以獲取助益，加速發展。唐代確是中外文化交流極盛的時代。
輝煌燦爛的唐文化，深爲當時世界各國人民所向往。各國人士不顧跋涉的艱難，來到中國，觀摩攝取。前來長安的使者絡繹不絕，不僅有亞洲周邊國家，而且還有中東、非洲，甚至歐洲國家的代表。文化交流的盛況前所未有。
據史書記載，日本前後任命“遣唐使”共有19次之多。日本的遣唐使不同於一般單純於政治目的使節，而是有意識地前來觀摩唐朝的中國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選擇資深的通達經史的文臣，使團人員中包括醫師、畫家、音樂家，並有衆多的學問僧和留學生同行。一次來長安的遣唐使，多達幾百人。從唐中宗到唐玄宗時代的幾次，都在500人左右。日本遣唐使歸國後，多位列公卿，參與國政，因而唐代的文化制度也隨之介紹到日本。
在長安的外國僧人中，日本僧侶爲數最多。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學向僧同來，留中國時間久者，往往長達20餘年，甚至達40餘年。其中影響較大者，如唐高宗時智通、智達法師，遣唐使來長安，從玄奘法相，歸國後爲日本法相宗創始人。榮和普照法師在開元時隨遣唐使來中國，先後在洛陽、長安學法。榮和普照對日本佛學的影響雖然不大，但他們邀請揚州龍興寺法僧鑑真去日本，對中日的文化交流卻做出了重大貢獻。鑑真帶去天台宗經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講授戒律，並與隨從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法式建唐招提寺。中國的建築、雕塑術和漢文學、藥物學，都因鑑真之東行而傳播於日本。日法師圓仁先後在中國10年，遊歷諸地，寫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也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貴的歷史文獻。
唐朝的繁榮昌盛，與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是密不可分的。李世民可謂中國封建社會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中國歷史上一代英明的君主。早在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就對大臣們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爲本，人以衣食爲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爲本。”(見《貞觀政要》務農篇)這段話簡要地揭示了他的“民爲邦本”的思想。
“民爲邦本”原是儒家傳統的政治思想，也是歷來所謂“治國大義”。不少帝王在口頭上或者官樣文書上也這樣叫喊過，但像唐太宗那樣切實地加以推行卻是寥寥無幾。他鑑於隋亡於虐民的教訓，把“存百姓”當作爲君之道的先決條件，同時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聯繫。他的思想邏輯可歸結爲：封建王朝的長治久安是取決於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決於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慾。他把國治、民存、君賢三者有機地聯繫起來，反覆強調民存取決於君賢。他的一句名言是：“有道則人推爲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
從“民爲邦本”的政治思想出發，必然引申出“農本論”的經濟思想。“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命”，人離不開衣食，“營衣食”就是要搞農業。唐太宗從隋末統治者踐踏農本的慘痛教訓中清醒地認識到，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須把恢復與發展小農經濟提到國本的高度，制定了“憮民以靜”的方針。以各種各樣的經濟措施，如實行均田，獎勵墾荒，輕徭薄賦，勸課農桑，設置義倉，救災備荒，興修水利等等，都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唐太宗在《金鏡》這篇詔文中說：“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飢寒不爲之哀，睹其勞苦不爲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決心不做殷紂之類的“勞民之君”，而要做“治國之主”。因此，唐太宗能切實地推行重農政策，終於取得了“貞觀之治”的成就。
唐太宗在事業上的成功，這和他善於用人“虛心納諫”也是分不開的。他和魏徵的關係就是最好的例證。魏徵(公元580～643年)唐初大臣，政治家，河北館陶人。少時孤貧落拓，出家爲道士。隋末參加李密領導的瓦崗軍。李密敗後降唐，初任太子洗馬，馬爲李建成的心腹，曾獻過早除秦王(李世民)的祕策。玄武門之變，魏徵成爲階下囚。唐太宗慕其出衆的才華，不報私怨，出於公心，從治國的大局出發，反而對其日見親重，初授諫議大夫，後擢侍中，不到7年時間，魏徵由仇虜而位極重臣。如此落落大度，在封建帝王中是極爲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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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也不負太宗的厚望，頻加忠諫，勸君從善，不許爲非，治國才華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魏徵在職期間，先後向李世民陳諫200餘事，反覆以隋王爲鑑戒，提醒唐太宗，強調：“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他要求國君(李世民)居安思危，兼聽納，輕徭薄賦，躬行儉約，務必使人民得到安靜，休養生息。他敢於不斷對太宗犯顏直諫，對李世民的行動及政策措施給以極有益的影響。魏徵死後，唐太宗曾慨嘆：“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歿，聯失一鏡矣!”
現在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爲什麼黃金時代之後就是衰敗，或大亂，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大問題。從整個中國歷史看，黃金時代少，而且較爲短暫，動亂時代則較多，而且時間長，這個問題值得深思。從國際經驗看，有人提出“70年現象問題”，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早譯名爲革命組織黨)，從1928年執政以來，長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曾被世人譽爲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然而，執政70年後失去政權。蘇共執政72年後解散，蘇聯也隨之解體。中國國民黨連續執政幾十年後也失去政權。上述三黨失去政權各有自己的具體原因，但是嚴重脫離羣衆，不能正確地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內部腐敗墮落等等，似乎是共同的。還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宮賦》一文中提出的論點：“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就是說，統治階級自己打倒了自己。
如何跳出“興衰的歷史週期圈”，這是所有的政治家和革命政黨普遍關心的問題。早在1945年7月，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時，就向毛澤東同志提出這一問題。他說：古今中外，歷朝歷代，“其興也焉，其亡也忽焉”，都受這一歷史週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週期律的怪圈。當時，毛澤東同志回答說，已經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纔不敢鬆懈，人人起來負責，纔不會人亡政息。據薄一波同志說，1949年我軍接管北平時，傅作義將軍也提出類似的問題。他說，國民黨執政30年就腐化了，結果被人民打倒。共產黨執政30年、40年後會不會也腐化?(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冊第157頁)可見，這個歷史週期律的問題，是人民普遍關心的問題，是任何執政黨都在遇到或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中國2000多年來，許多開國皇帝和末帝興衰的經驗教訓和世界各國政黨成功和失敗的經歷，進一步向我們說明：一個長期執政的黨如果放鬆自我約束，不能及時有效地解決人民羣衆的疾苦和社會矛盾，放棄或放鬆民主監督，不注意自我改造，生活腐敗，不注意聽取羣衆的呼聲，接納正確的意見，就會官逼民反，就會被羣衆所拋棄。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徵的故事最能說明問題，接受批評，接受監督，能防止錯誤發生，但唐太宗有時也很難接受批評，忠言逆耳，甚至想殺這個田舍翁。只願做自己說了算的統治者，不願有人監督他，但絕大部分意見李世民還是聽進去了，並採取了有力的措施和實施方略，這就是英明君主與昏聵君主的區別所在。
歷史的經驗還告訴我們，執政黨政府除了做好國內的事情外，對外還必須奉行與時俱進的積極的開放政策，必須採取有力措施，吸取和採納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管理經驗，爲發展我國經濟和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所用。如果採取妄自尊大的封閉政策，勢必落後，而落後就要捱打。在這方面大清王朝有着慘痛的教訓。
衆所周知，大清王朝在我國曆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曾創造過“康熙、雍正、乾隆黃金時代”。鴉片戰爭前，特別是1820年以前，一直保持着世界經濟大國地位。當時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35%，國民經濟總產值佔世界的32.9%。然而，也就是在這一時代，18世紀後半期，以英國爲代表的歐洲發生了工業革命，對中國來說，這同樣是一次歷史機遇，但清王朝和奉行閉關鎖國政策，由於政治腐敗，思想僵化，科學停滯，才導致一次次錯失重大歷史機遇。英國人用鴉片和炮艦敲開了中國的大門，一個喪權辱國的時代開始了。
中國自秦至今2000多年的歷史告誡我們，歷朝歷代，盛世隱憂，君臣陶醉在歌舞昇平中，沒有意識到隱患，紀綱爲之不振，貪污腐敗，最後導致滅亡，這幾乎成爲普遍的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