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嚴峻的就業形勢讓大學生髮出了“畢業即失業”的感嘆，他們發起了向政府要工作的請願運動。南京國民政府爲此出臺了一系列解決大學生失業問題的政策措施，雖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效果並不理想，但是其嘗試性努力仍值得我們今天去重新審視。
一組殘酷的數字
1934年9月，山西省官方在一份報告中透露這樣一個信息：山西興學30餘年，全省專科以上畢業生不過8905人，但失業者就達4700多人。就連中央大學(現爲南京大學)的畢業生就業情況都不容樂觀。1931年的《教育雜誌》披露，“中大本屆畢業生二百餘人， 半數未獲相當職業”。
在當時的經濟中心上海，繁榮的背後卻是爲數甚多的失業大學生的艱辛求職歷程。1927年成立的上海職業指導所，宗旨在於調節教育人才與職業需求的關係，爲失業青年提供職業指導與職業介紹。據報告，1930年至該所求職者共2772人，其中國內大學畢業生821人，國外大學畢業生133人，專科畢業生292人，三者佔到求職者總數的45%。
截至1936年6月，全國108所高校中，已向教育部報告學生失業的學校達80多所。依據已報結果，平均每百名大學畢業生中失業人數約爲13人。按此比例計算，每年有1000多名大學生處於“畢業即失業”的狀態。
上世紀30年代是中國高等學校飛速發展時期，特別是私立大學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弔詭的是，大學教育的突飛猛進，往往帶來大學生謀求生計的不堪經歷。
折翼天使何去何從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大學生儼如折翼天使，無所適從。時人指出：“社會上一向是看重大學生的。大學生畢業後，一旦就了個小職業，往往便會被親友們所不齒，同時社會上也會給他種種不良的議論。”這種社會期望與評價體系，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大學生的就業預期值。
截至1937年8月5日，在《中央日報》上登出未就業的大學畢業生有1467位，其中，大部分畢業生對工作都有較高要求。比如，第43位，葉女士，北平國立師範大學畢業，文學學士，希望待遇一百四十元；第45位，黃君，國立同濟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希望待遇一百五十元；第99位，程君，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銀行科，要求一百元，工作地點在南京、上海、鎮江。而當時城市裏一個小康家庭的月收入是15元到30元，大學生對月薪的要求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但現實又如何呢？最不堪的現實是一部分學生爲生活所迫，甚至加入小偷、搶劫者的行列。《申報》報道過大學畢業生呂文清偷盜的案例。22歲的呂文清從大學畢業後，在上海找尋工作，一直沒有着落。某天，呂趁一位潘姓律師睡眠未起，入房偷走了潘的皮夾。之後，呂又趁一位胡醫生在內室時進入診所偷盜，結果被捕。在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呂供認前罪，被判徒刑4月，以儆效尤。
天之驕子的大學生淪爲小偷的新聞，一下子成爲社會上感嘆世風日下的話題。
爲解決失業問題而奮鬥
1934年7月1日，北平各大學畢業生組織的職業運動大同盟正式成立。共同的失業問題把大學生凝聚在了一起。
7月20日，職運大同盟請願代表譚庶潛等在南京發表《告全國大學畢業生書》，強調職運大同盟建立的原因在於“銓選不公，登進冗繁，懷才自重者，終老於蓬蒿，奔進無恥者，攀援以竊位，深閉固拒，不容他人染指”；目的在於引起政府、社會的注意，“爲解決多數青年的失業問題而奮鬥，進而言之，則復興民族，拯救國家”。
職運大同盟運動很快得到了全國各大學畢業生的響應。8月7日，中央大學學生孫光裕等人組織的中央大學職業運動同盟會宣告成立。兩天後，國立暨南大學職運代表蘇洪賓、林啓文攜帶呈文由上海赴南京，向行政院和教育部請願。
面對洶涌的大學畢業生向政府要工作的請願運動，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採取積極的迴應。行政院長汪精衛親自接見了職運大同盟留駐南京的代表譚庶潛等人，並作出承諾：
一、成立“全國學生工作諮詢處”，不問有無經費，決定於下月籌備成立，若該會不能成立，則由行政院下設“全國學生工作諮詢處”，調查各地需用的人才，俾才其用；二、調查各大學畢業生的失業人數，作整個計劃；三、與考試院磋商舉行考試，使學有專長者，不至於無機會爲國家社會服務。
在南京國民政府承諾解決大學生失業問題之後，畢業生請願運動才稍有緩和。然而，承諾的效果顯然讓人極不滿意。短暫的風平浪靜之後，新的畢業生就業請願運動又此起彼伏地發生了。
1936年6月7日，北平各大學畢業生再次組織了“服務運動大同盟”運動，召開記者招待會，權遒森作爲運動代表作了報告。權宣稱“服務大同盟”組織目的在於“謀得廣大羣衆之職業”，並表示不日將派代表向中央請願，求取援助。
自主創業·下鄉·考公務員
總的來說，政府成了大學畢業生解決就業問題的最大希望和依靠。南京國民政府亦做出了一些反應，陸續採取措施尋求問題的解決。建立“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就是它的第一個動作。其次，在專科以上學校設立職業指導機關，在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設立職業指導組。
1934年10月24日，教育部通令全國專科以上學校設立職業介紹機關，與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合作。同年12月2日，教育部又通令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斟酌實際需要設立職業指導組，並制定了職業指導組暫行辦法。
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成立後，與銀行合作實行小工業貸款，扶助有志於從事自主創業的學生。當時較大的私人銀行金城銀行，表現活躍，獲得了與學術工作諮詢處的合作合同。
當然，發放小工業貸款有嚴格的手續，貸款人必須先在學術工作諮詢處登記，由該處審查，然後由金城銀行復審。當時申請到貸款的畢業生有吳羹梅、李子實、方熙萬等人。其中，吳羹梅1935年創辦中國標準國貨鉛筆廠，其生產的鉛筆價廉物美，但資金短缺，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通過審覈，於1937年1月爲其提供了8000元貸款。
南京國民政府也鼓勵大學畢業生下農村，去邊疆。時任行政院祕書長的褚民誼在接見職運大同盟第二次請願代表時，答覆說：“請行政院去文江西剿匪總部行營，錄用本年度大學生。”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也認爲“邊疆各地，凡事均需建設，而反有才難之嘆”。
1934年11月，國民政府考試院在南京召開考銓會議。會議決定自1934年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考試，概由政府主持，並與任用考試取得聯絡，做到“以考試選拔真才”。《考試法》並規定，公務員的選拔考試分爲高等考試、普通考試、特種考試三種。參加高等考試有一定的學歷與經驗限制，因此給大學生帶來了機會。
南京國民政府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的結果是，小部分畢業生獲得了政府提供的職位，但是，政府的大部分就業措施都流於形式，未能收到預期效果。這除了與學校的教育體制、政府的用人制度有關外，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缺乏良好的國際、國內環境及時機來發展中國經濟，從而未能平衡就業市場的供求關係。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南京國民政府就充分解決大學生失業問題的承諾，便成爲了無法實現的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