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吳政權與江東世家大族的關係演變，是孫吳史研究中極爲重要的一個課題，田餘慶先生首先提出後，學者多有論及。依筆者之見，自孫吳立國至孫皓亡國的半個多世紀裏，兩者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處於一種動態的相對平衡中。孫氏政權賴江東世家大族而立國揚威，江東世家大族也緣孫氏政權而勢力日增。
孫策時期：試探與靠攏。
孫策進入江東後，對江東世家大族的認識有一個轉變過程。草創江東六郡時，孫策並沒有充分認識到江東大族的實力之厚，年少氣銳的他以爲，憑他手下衆多的能征慣戰之士，無須仰給當地大姓，就能在江東建功立業，成就一番事業。所以，孫策對不服從他號令的人，一概誅之而後快，其中既包括由朝廷任命，視孫策爲叛逆的州郡長吏，如許貢、劉繇、王朗等人，也包括割據一方、不服從孫策號令的地方豪強割據勢力，如嚴白虎、鄒他、錢銅等，以及吳地大族如盛憲等。在專賴武力行事的過程中，孫策漸漸看清了江東大族潛在實力的深厚，並進而得出結論：要想在江東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改變以前的一味用強政策，實現與江東大族的合作。這是孫策的一大戰略轉變，儘管孫策生前並沒有明確表露這一意圖，但我們可以從他安撫、網羅吳地人才的做法中窺知一二。
其一，孫策入吳後，嚴格約束手下部隊，禁止擾民，以博得吳地百姓，當然也包括吳地大姓的好感。入吳之前，孫策在吳地老百姓的傳聞中形象不佳，“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在孫策大軍入吳後，“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竟以牛酒詣軍”。一支戰鬥力強大而且紀律嚴明的軍隊，不但能得到吳地老百姓的衷心擁護，而且也令江東大族備感寬慰。
氏宗族中人孫河、孫靜、吳景等，淮泗精英如張昭、周瑜、黃蓋、程普、周泰等跟隨外，還有一批江東的文臣武將，其數量雖不可與孫權時期同日而語，但也是孫策傾心接納的結果。而且，這批吳地人士大多身居顯職，孫策也視之爲股肱，倚之頗深。如朱治，丹陽人，孫策進軍江東時，朱治以吳郡都尉的身份驅走原吳郡太守許貢，迎孫策順利入吳。朱治資歷既高，功勞又著，又與吳地大姓關係密切，在吳地有着相當的表率作用。虞翻，會稽餘姚人，孫策攻王朗時依附，他不見容於孫權，卻爲孫策所重，孫策甚至讓虞翻出使中原，令北方士大夫一睹南士風采的打算。虞姓爲會稽四姓之首，系文化士族。虞翻與朱治的依附，對吳地人士起了一文一武的模範作用。其他如董襲，會稽餘姚人，“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是最早投附孫吳政權的吳地人士之一;凌操，吳郡餘杭人，“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賀齊，會稽山陰人，“孫策臨郡，察舉孝廉”，後戎馬一生，爲孫吳政權東征西討;全柔，吳郡錢塘人?“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楊都慰”，全柔出身名門，祖上曾爲漢尚書郎右丞，算得上江東文化士族，影響力頗大;還有芮良，丹陽人，父芮祉跟隨孫堅征戰，自己跟從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這批江東人士在孫策入吳前後就已融入孫氏集團，並對孫吳政權忠心耿耿，權勢與地位也日見其上，除虞翻爲孫權流放外，其餘大多被孫權重用。
孫策的這一戰略意圖，在他選擇繼承人的時候，得到了最終體現。孫策臨去世時，張昭等人按常理推測，孫策極可能會選擇和自己性格相近，即同樣以“驍悍果烈”著稱的三弟孫翊爲繼承人，卻不料孫策選中了孫權。“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原因孫策交待得很清楚，“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要立足江東，不能單憑武力行事，尤其在如何處理與江東大族的關係這一決定孫氏前途的關鍵問題上，光有武力的孫翊顯然是難以勝任的，唯有“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的孫權纔是最佳人選。
漢末天下大亂，江東地區雖有劉繇、王朗這些朝廷牧守，但他們能力有限，自保尚且不暇，江東大族當然不可能死力相效，如虞翻對王朗，不過是盡一種道義上的責任罷了。當勢力強大的孫策擁衆南下時，江東大族自然不會視而不見，只是，依附問題關係到江東大族的前途去向，意義相當重大，在不能斷定孫策能否保護其根本利益之時，江東大族是不會貿然投靠的。換言之，一旦孫策表現出足夠的實力和能力，那麼江東大族的傾心歸靠就是意料中的事。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隨着孫氏集團勢力的逐步穩固和擴大，尤其在孫策採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之後，江東大族的猜疑之心漸次消弭。只是，大姓的猜疑之心雖去，與孫氏集團全面攜手的時機卻還未成熟，全面合作尚需等待些時日。
孫權時期：合作與打擊。
孫權統治時期，大致可以陸遜爲相的赤烏七年(公元224年)爲界，分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孫吳政權逐步實現了和江東大族的全面合作，後一階段則是孫權對江東大族刻意防範和打擊的時期。當江東大族勢力發展到登峯造?的時候，也是孫權對江東大族防範和打擊升級的開始，陸遜之死的深層次原因就在於此。
孫權即位後，對江東大族以招撫爲主。由於孫策掌權時已經對江東大族表示出了友好態度，孫權與江東大族的合作就成爲水到渠成的事。孫權初即位時，“深險之地鋒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 。孫權在張昭等人的扶持下，除派親信將領攻打吳郡、會稽、丹陽三郡的山越族，還做了一件重要事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擴大統治基礎。其中既包括南渡北士如魯肅、諸葛謹、嚴峻、步騭等人，也包括江東大族中人，顧徽、陸績、張允、張溫、駝統、陸遜、陸瑁、朱恆、吾粲等人，均在此時進入孫氏統治集團。
隨着孫權對江東大族的倚重，迎來了孫氏集團和江東大族全面合作的高潮，其標誌就是吳地士人大量進入孫吳政府並分享最高層權力。在基層州郡，孫吳和曹魏一樣，早在嘉禾年間(公元232年-公元238年)就已設立九品中正制，以選拔人才，州置大公平(後稱大公正)，郡設中正。這一制度的設立，得利最大的當然是江東大族，其次纔是南渡北士。如《三國志·吳書·朱治傳》稱，“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千數”。在中央政府，顧雍從黃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烏六年(公元243年)卒於任上，爲相19年，陸遜則自夷陵之戰後，屢遷爲上大將軍，“吳於大將軍之上覆置上大將軍”。這樣，吳國的最高文職丞相，最高武職上大將軍，兩者均落入吳人之手，足以說明江東大族的勢力至此已發展到極盛。
在江東大族勢力迅猛發展之際，危險也同時出現。孫權對江東大族的猜忌和懷疑日漸加深，並採取了一系列的打擊措施，並具體體現在暨豔案、呂壹事件和二宮之爭這三件事上。暨豔案發生於黃武三年(公元224年)，張溫、暨豔是吳郡人，與顧、陸大姓關係密切，張溫之妹就嫁給了顧雍子顧承。二人以“核選三署”爲名，行“彈射百僚”之實，矛頭所指都是淮泗人物，如丞相孫邵、太守王靖，這自然引起淮泗集團的強烈不滿。
孫權堅決站在淮泗集團一邊，不顧駱統、陸瑁等人上疏求情，殺暨豔、廢張溫，此後張溫一族也從吳國政治中消失。呂壹事件發生於赤烏元年(公元238年)，這一次是孫權借校事呂壹之手對江東大族勢力進行抑制，首當其衝的是丞相吳人顧雍，然後是左將軍吳人呂據，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引起江東大族的強烈不安。而驃騎將軍步騭、太常潘浚等淮泗重臣也極力反對，最後孫權不得不以呂壹爲替罪羊，一殺了事。
如果說，前兩事件對江東大族的打擊還只在局部，那麼二宮之爭對江東大族的打擊就可謂傷筋動骨了。二宮之爭是太子孫和與魯王孫霸間的奪位之爭。大體而言，江東大族多支持太子孫和，淮泗集團則大都擁護魯王孫霸，孫權對二宮之爭貌似公允實則偏心處置，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他打擊江東大族勢力的決心。
他先將丞相陸遜逼得“憤恚致卒”後，繼續遣使責問陸遜子陸抗二十事。接着，原丞相顧雍子顧潭、顧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異鄉，驃騎將軍朱據被賜死，尚書選曹郎陸胤下獄，太子太傅吾粲被誅殺，張純棄市，江東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說是摧折殆盡。相形之下，孫權對參與二宮之爭的淮泗人物的處置卻是輕描淡寫的，僅全寄、惕竺、吳安、孫奇4?無關緊要的小人物遭誅，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騭等反受升遷。
孫權對江東大族堅決打擊的原因，絕不僅僅在於陳壽所說的孫權疑心過重，即“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既臻末年，彌以滋甚”，其原因是深層次的。
從政治上看，孫吳國內除孫氏宗室外，另有兩股政治勢力，即南渡的淮泗集團和江東大族集團，這兩股勢力共同輔佐孫氏政權成就霸業，與曹魏、劉蜀相抗，但又互相約束、牽制，在政治上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孫吳開國，多是倚仗淮泗精英，但隨着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北方士人暫時不再南渡，南渡北士集團因爲後備人才不足，日漸衰退。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名將周瑜、魯肅、呂蒙等均已去世，此後南渡北士難以擔綱孫吳政權中的重要角色。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盤踞江東多年的江東大族，勢力深厚，影響深遠，因此後備人才源源不斷，又加上控制了吳國的官員仕進途徑，他們的政治上升勢頭有超過前者的趨勢，這自然會破壞已有的政治平衡。
這種趨勢自然不是孫權願意見到的，相比較而言，孫權更願意任用南渡北士，因爲南渡北士集團跟隨孫堅、孫策、孫權父子多年征戰，與孫氏政權的關係正如呂範所言，“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而江東大族久居江東，與孫氏政權實質上僅是一種合作關係，孫氏政權借江東大族而建業圖霸，?東大族也借孫氏政權而擴充勢力。南渡北士與江東大族，孰近孰遠，孫權心中當然很清楚。
再從經濟上看，隱匿人口、侵吞土地，本是東漢末年以來豪強地主的拿手好戲，江東大族也不例外，“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是吳國衆所周知的事實。不同的是，在吳國，江東大族超越制度過量佔有土地和勞動力的行爲，是得到孫吳政權默許的。《世說新語·政事三》載會稽賀邵出任吳郡太守，遭吳中諸強輕視憤而以“檢校諸顧、陸役官兵及藏逋亡”以示報復一事，及餘嘉錫在《世說新語箋註》中稱：“人多離其本土，逃亡在外，輒爲勢家溜藏匿，官不敢問”。皆說明孫吳政權實際上是以默許江東大族私占人口、土地爲條件，來獲得江東大族的支持。
而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豪強地主佔得的人口、土地越多，對孫吳國家越不利，因爲本該入孫吳國庫的租稅轉入大姓之門，本該爲國家服徭役的編戶轉爲大姓所役使，此多彼少，豪強受益則國家受損，這是必然的。從這個角度看，孫權打擊勢力日見擴大的江東大族實屬必然。
陸遜之死就與此有關。馬植傑先生曾指出，“孫權與陸遜兩人的矛盾乃是君主專制與權勢大族矛盾的體現”，此言誠然不差，但稍嫌籠統。事實上，夷陵之戰後陸遜集丞相、上大將軍兩職於一身，其威望在孫吳已經無以復加，不僅充當了吳地江東大族中領袖人物的角色，在吳國政壇中也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隨着孫吳政權在江東的漸次鞏固，江東世家大族在孫吳建國的過程中也如上所論在經濟、政治上得到了相應好處，但孫權的猜疑之心也與江東世家大族勢力的崛起在同時增長。出於孫吳皇權自身穩定的需要，孫權情願依靠、重用在江東毫無根基的南渡北士集團，而不願讓世代植根江南的吳地大姓的勢力過於膨脹，必要時也會加以種種限制甚至打擊。因此，孫權逼死陸遜，其矛頭所指實爲陸遜身後的江東世家大族，是在孫吳政壇中達到巔峯的江東世家大族的勢力。這可以說是陸遜被逼死的深層次原因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孫權雖對江東大族進行了重大打擊，但孫吳政權和江東大族之間卻並未因此產生難以癒合的裂痕。這是因爲，孫權對江東大族的根本利益並未觸及。江東大族憑藉世襲領兵制等特權制度，仍然在地方上佔有着大量勞動力和土地，再加上大族子弟步入吳國政壇的仕途通達依舊，只要假以時日，江東大族勢力必定會在吳國再次崛起。
三嗣主時期：面和與心背。
孫亮、孫休、孫皓統治時期，孫吳政權與江東大族的關係有着多次調整，以下分而述之。建興元年(公元252年)，會稽王孫亮即位。此時距二宮之爭不久，江東大族剛遭重創，只能採取低調姿態，而宗室與南渡北士的勢力則相對轉盛。當時輔政的都是南渡北士和宗室人物，且以諸葛恪爲首，“權疾困，召(諸葛)恪、(孫)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其中，孫弘、孫峻爲宗親，諸葛恪、滕胤、呂據3人爲南渡北士，後來雙方展開了一場血腥爭鬥，諸葛恪殺孫弘，孫峻殺諸葛恪，孫峻死後由弟孫琳接掌大權，孫琳殺滕胤、呂據，孫氏兄弟把持吳國內政直到孫休即位初期。這一時期，由於江東大族尚未從打擊中恢復，對孫氏宗室和南渡北士之間的爭鬥明智地採取了旁觀的態度。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景帝孫休即位。次年，孫休處死孫琳。此後，孫休一邊依賴南渡北士，一邊重新啓用江東人士，基本形成淮泗人物和江東大族分享政權的局面。丞相爲陳留人濮陽興，大將軍爲廬江人丁奉，左將軍張布典禁軍，而山陰丁密爲左御史大夫，會稽賀邵爲散騎常侍，秣陵紀亮爲尚書令，子紀陟爲中書令。同時，繼陸遜之後，以陸抗、陸凱爲代表的江東大族新生代領袖人物開始在軍事上嶄露頭角，這在很大程度上?益於吳國實行的世襲領兵制。陸遜卒後，陸抗以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以後穩步上升，至孫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陸抗爲鎮軍將軍，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區。
陸凱是陸遜的族子，孫休在位時，“拜徵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督長江中游。此外還有陸胤爲安南將軍，督長江下游的虎林地區。3人均手握重兵，是吳國軍方的實權人物。這一時期的江東大族，不僅政治勢力有所恢復，而且由於握有軍權顯得後勁十足。
元興元年(公元264年)，孫皓上臺。由於孫休亡時，“蜀初亡，而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吳人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君王，於是由丞相濮陽興和左將軍張布等迎立年齡稍大、名聲較好的孫皓。孫皓雖由濮陽興等人迎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樣受到江東大族的擁護，因爲孫皓是在二宮之爭中遭受廢黜命運的太子孫和的長子。孫和當年曾受江東大族的鼎力支持衆所周知，所以立孫皓爲帝，恐怕更符合江東大族的意願。
孫皓即位不久就露出殘虐的一面，有迎立之功的濮陽興和張布都被他殺害，淮泗集團的後備人才本就缺乏傑出之輩，孫皓的所作所爲更加劇了這種現象，江東大族的勢力再次得到擴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孫皓即位後，陸抗遷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荊州地區，實際上整個吳國的邊防重擔全在陸抗一身，當時甚至有“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之說。鳳凰元年(公元272年)，陸抗平定步闡之亂，遷大司馬、荊州牧，手中權柄，已不亞於乃父陸遜當年。再有陸凱，孫皓初立時，任鎮西大將軍，後遷至左丞相。他在相期間，多次上疏直斥孫皓的諸種昏庸，辭語激烈。以孫皓的爲人，如果不是因爲陸凱身後有強大的陸氏家族，10個陸凱恐怕都不夠他的殺戮，可見江東大族的勢力已擴大到了何種程度。
和孫權一樣，孫皓也面臨着江東大族勢力過分膨脹的問題。所不同的是，孫權在位時勵精圖治，吏治較爲清明，國家通過屯田制?掌握着大量國有土地和勞動力，而且還有足以與江東大族抗衡的淮泗集團可供憑藉，所以完全可以對江東大族進行一定程度的打擊和抑制。
孫皓在位時則全然不同，屯田制已經基本廢除，國力大不如昔，孫皓本人又毫不顧惜民力，肆意妄爲，“(皓)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佈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疲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在這種情況下，孫皓已沒有實力像孫權那樣正面向江東大族開刀了，只能從側面對江東大族進行削弱。例如，孫皓對陸抗的增兵建議置之不理，反而大封同姓王，“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兵三千人”;又遷都武昌，試圖遠離與江東大族關係密切的建康城，還將宗族勢力相對較弱的會稽賀邵處死;陸凱生前，孫皓不敢動他，在他死後，孫皓將他家屬流放建安。
江東大族對孫皓的態度也經歷了一個由支持到最後離心的轉變過程。孫皓初立時，無疑得到過江東大族的支持，但隨着孫皓昏庸殘暴本來面目的露現，江東大族的代表人物如陸抗、陸凱、賀邵等人也不斷地遞上一份份措詞日趨激烈的上奏，陸凱更是抗顏直斥孫皓二十事，這在蜀、晉兩國都是無法想象的。當一切努力均告白費，反遭孫皓的猜疑時，江東大族終於失望地和孫吳政權分道揚鑣。
縱觀西晉的整個滅吳戰爭，晉軍沒有遇到過一次堅決的抵抗，王濬自蜀伐吳，一路上“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最後長驅直入金陵城。孫皓自己也說，“得陶睿表雲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用，兵將背戰耳” 。江東大姓支持孫氏兄弟，是戰亂之際爲自己切身利益尋求的一種保護，隨着孫權去世，繼承人弱暗無能，孫氏政權已無力給大姓以庇護，所以不僅是江東大姓，包括南渡大姓在內都要另擇明主，對南下的晉軍毫無抵抗之力的原因也就在這裏。
事實上，令江東大族最終心寒的不是孫吳政權對他們的打擊和抑制，而是末?孫皓的昏庸殘暴。對給了他們財富、地位的孫吳政權和英明之主孫權，江東大族仍是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的。陸機在《辨亡論》中回答吳國何以滅亡時，不同意吳蜀脣齒相依，“蜀滅則吳亡”的說法，指出吳國“四州之地”，所謂“用之者失也”，就是把亡國原因歸於孫皓的委婉說法。在陸機看來，如果不是因爲孫皓的昏庸殘虐，孫氏政權和江東大族的合作是可以延續下去的。
孫吳國家當然可以賴以存焉，江東大族也可以繼續享有榮華富貴，陸機的這種心態可以說是吳人心態的典型。正因爲如此，名傳千古的《辨亡論》中才會蘊含着?切的故國之情、亡國之痛，對曾經抑制和打擊過他們的孫權，拳拳緬懷之情也溢於詞語之間。
綜上所述，江東大族在孫吳基層社會中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是孫吳統治階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當然不能低估。但從孫吳獨霸江東，並進而與魏、蜀爭霸的角度來看，江東大族的日漸強大會對孫吳國家構成一種威脅。立國之初，爲取得各種社會勢力的扶持和平衡及儘量擴大社會基礎，孫吳君王可以分出相當部分的權力與大姓分享，但隨着基礎的穩固，孫吳君王就逐漸無法容許大姓對自己皇權的分割了。由此可以認爲，孫吳政權與江東大姓的關係實處於一種動態平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