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今天本站小編給大家整理了貞觀之治的相關內容，不知能否幫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識?
對於史書的一些“盛世”記載，有人會相信，有人會質疑。畢竟，文字是人所寫，若是爲了“歌功頌德”，自然會不吝詞藻，加大美化，放大渲染。於是，更多的史學家會從數據中，來驗證自己的判斷，而日常的吃穿用度消費，最能反映一個社會的真實狀態。
因此，有學者就覺得李世民時期的“貞觀之治”涉嫌誇張。理由很簡單：米價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新唐書·食貨志》記載了米價每鬥只有四五錢。乍一看上去，覺得大唐初年的生活真好，物價這麼便宜。但是，若按照現在的經濟學解釋，物價便宜比物價貴更“傷人”。
其實，中國古人早就認識到了價格貴賤帶來的不同影響。糧食屬於季節性作物，碰上一個豐收年，農民們都希望能賣上個好價錢，如是價格過度低於自己的預期，很多人估計就選擇放棄了，忙了一年，還不如人家走街串巷掙得多。
但是，如果價格高了，就會影響民衆的生活質量。更重要的是，這個價格平衡不好，導致的結果就是“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當時，米賣得如此之“賤”，那就會產生一個問題：那時的唐朝真有那麼富裕嗎?
到了唐高宗時爲何要以洛陽爲東都?這其實就和“吃”有關。長安做都城的時間久了，會帶動各方面的發展，包括人口。而附近一帶的產糧，已不足以應付如此龐大的人口了。當時，白居易到了長安，不是有人嘲笑他的名字嗎?長安米這麼貴，生活可是一點都不容易呀。
由此可見，當時的米價昂貴已經影響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長安米貴，兩個原因最重要：
一是人口多;
二是物流昂貴。
當時很大一部分糧食都是東南的漕米，這些米經水路和陸路輾轉纔來到了長安城。到達洛陽時的運費，會佔到商品價值的兩成(“率一斛得八斗”)。更甚者，到了長安，每鬥米至少還要再花運費50錢(“率兩斛計佣錢千”)。但不管怎麼算，也算不出4、5錢一斗的米。
不過，若是大唐政府有補貼這倒是可以實現的。
其實，大唐政府還真的平抑過米價，建中元年(780年)的米一斗爲200錢。經過一番努力後，到了元和十五年(820年)的米價爲一斗50錢。李世民在位時谷價跌過，宰相陸贄就建議可藉此機會多多購進。不過，運到糧食儲備倉庫太倉後，光物流費用每鬥米就要耗70錢。
有時，自家人說自家事未免有自誇的嫌疑，那就看看外人如何說。高昌國的國王麴文泰，於貞觀四年來到大唐，他回去就公開說：“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也。”城市面貌蕭條，應該是有幾個因素，其一就是人口。而人口稀少，自然拉不動經濟的發展，就顯得沒有活力。
其實，這也是有原因的。西晉末年開始，原本世居北方的很多門閥士族，都選擇了南遷，接下來就是百年的戰爭。到了隋朝，隋煬帝又不消停，不是打仗就是修運河。試想一下，這麼折騰，人不是跑了、躲了，就是死了。幾十年的時間，不可能恢復到隋朝的鼎盛狀態。
武德滿打滿算不過九年，貞觀二十多年，加一起不過三十年，戰亂過後，民戶增加了多少?不管財富還是人口，李世民都得先填上隋末大亂這個坑。
只是，史書中將這段時期誇得太美了，反倒讓人有了挑刺的藉口。《資治通鑑》第一百九十九，就記錄了唐高宗和戶部尚書高履行的一段對話。當時，李治問去年人口增加了多少?並問前朝隋的人口情況。當時，唐朝人口380萬戶，而隋鼎盛時，是870萬戶。
這其實也從側面證實了，隋朝末期人口消耗巨大，當然，不排除一些自然災害或者疾病的影響，而唐朝用了近40年的時間也未能完全恢復。雖然，人口不能說是絕對影響國力，但是，在古時，人口就是國力強盛的一個重要指標。百姓可以安居樂業，自然人丁興旺。
無怪乎後人不屑古人對“貞觀之治”的描述，這等於是用文字來粉飾一個並不強盛的時代。其實，任何一種現象，都要放於一個更長的時間線看。也許，“貞觀之治”並沒有達到某些學者心中界定的那種“鼎盛”，但這段時間所做的積累，卻爲唐朝的興盛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古人誇皇帝，不外乎兩個方面：
一個是軍事;
一個是民生。
其實，軍事沒什麼好描述的，輸贏都是無法更改的事實。惟有這民生，其樂融融一片，不就成了太平盛世。但任何成績都是努力積累的結果，沒有一蹴而就的神話。也許，“貞觀之治”的國力還不如前朝隋，但這個朝代所創下的那些成就，後來朝代又有幾個可以超越呢?
不管怎樣，一個國家的發展始終都離不開民生，畢竟只有人丁興旺國家才能繁榮富強。李世民有沽名釣譽之舉，比如：縱囚回家就常被史家認爲做作，但輕徭薄賦讓利於民總不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