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國能力，素爲世人稱頌，亦常被後人贊之爲“千古第一明君”。他十六歲應募從軍，十八歲助父起事，後率唐軍東征西討，終至全國統一。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成功發動“玄武門事變”後被立爲太子，二個月後即帝位，史稱唐太宗，次年改年號爲貞觀。李世民在位（公元626-649年）期間，吸取隋亡的教訓，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民族等諸多方面，實行了一系列的開明政策，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的恢復和發展，使人民生活逐漸安定，國力不斷增強，因而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被後世稱爲“貞觀之治”的繁榮興旺局面，爲後來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奠定有雄厚堅實的基礎。那麼，“貞觀之治”究竟是怎樣煉成的，它涵蓋了一些什麼內容呢？根據各種史料記載，大致可歸納爲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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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1]），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年號貞觀。名字取意“濟世安民”，隴西成紀人。[2]唐太宗李世民不僅是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一位書法家和詩人。生於開皇十八年（599年），早年隨父親李淵進軍長安於618年建立唐朝，他率部征戰天下，爲大唐統一立下汗馬功勞，被封爲秦王、天策上將。626年玄武門之變奪位登基後，開創了著名的貞觀之治，他虛心納諫，[3]厲行儉約，輕徭薄賦，使百姓休養生息，各民族融洽相處，國泰民安，對外開疆拓土，攻滅東突厥與薛延陀，重創高句麗，設立安西四鎮，被各族人民尊稱爲天可汗，爲後來唐朝全盛時期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礎，“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爲後世明君之典範。[4]廟號太宗，諡號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葬於昭陵。
第一，“安人寧國”，刪削繁苛
通過隋末農民起義的教訓，李世民認識到老面姓的力量可以決定一個國君的命運。爲了避免重蹈隋朝的覆轍，從貞觀初年起，他就特別注意處理好君與民的關係。他引用古人的話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國以民爲本”，民心向背乃國家存亡之基礎。爲了做到“安人寧國”，必須刪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諸黎庶”，使其“各有生業”。他在全國實行“省徭賦”，“務積於人”的政策，儘量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負擔，讓老百姓能生存下去，得到溫飽。
李世民從歷史的教訓中認識到，“徒益其奢侈”乃危亡之根。爲此，他於貞觀之初便採取了一系列厲行節約，限制奢侈的措施。譬如停止諸方進貢珍貴異品，限制營造宮室，破除厚葬舊俗，如有違反，依法問罪。在他的影響下，許多重臣都崇尚儉約的生活和簡肅的作風。與此同時，他也比較體察民間疾苦，並採取了一些“恤民”措施。所有這些，都是爲他“安人寧國”的治國總則服務的。
第二，“爲官擇人”，“唯纔是與”
李世民強調，“爲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學識爲本。”他確實能夠“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鹹盡其才。”李世民用人的大度和準確，是歷代帝王所不能企及的。
貞觀時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隨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也有他的政敵太子李建成的舊部魏徵、王珪、韋挺等；既有原屬各個武裝集團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張玄素等，也有農民起義出身的將領徐世勣、秦叔寶、程知節等；既有出身貴族的李靖，也有出身寒微的尉遲恭、張亮、馬周、劉洎等；此外，還有出身少數民族的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等；李世民對他們不講門戶，不分親疏，不避仇嫌，不論先後，一概任人唯賢；只要確有才能，又忠誠於唐，都能委以重任。更爲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是歷代帝王中唯一不但不殺手握重兵的功臣，而且還委以其重任的皇帝。這需要多麼寬廣的胸懷和識人的慧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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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開直言之路”，兼聽納諫
李世民深知，治國單靠皇帝一人是不行的，沒有忠臣賢吏的輔佐，不可能民安國寧。因此，他對“納諫”“納賢”的重視，也是歷代帝王無法比擬的。他接受了魏徵“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意見，小心翼翼地聽取來自各方面的不同聲音，儘量使自己少犯錯。他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的道理。他對屬下說：“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籍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人君必須忠臣輔弼，乃得身安國寧。”他以隋煬帝拒諫爲戒，特別要求臣僚們進諫。在這方面，他與魏徵的關係堪稱典範。
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向原太子建議及早除掉秦王李世民。玄武門事變後，李世民責問他：“汝何爲離間我兄弟？”魏徵面無懼色地回答：“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對魏徵的回答並未發怒治罪，而是“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薄。”因爲他“素重其才”。
有一次，李世民下詔年齡雖不滿十八歲，但體格健壯的男子也要應徵人伍。魏徵拒絕在詔書上副署（這是李世民最爲智慧的傑作，他的命令沒有分管大臣的簽字便沒有法律效力。這是限制無限皇權犯錯的好辦法，沒有哪個皇帝會主動限制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釋說：“這是奸民爲了逃避兵役，故意少報年齡。”魏徵回答：“陛下常說要以誠信待天下，要百姓不可詐欺，可你卻先失去誠信。陛下不以誠信待人，所以先疑心百姓詐欺。”於是，李世民接受了魏徵的批評，並立即收回成命。
這一次，李世民被魏徵頂得實在按捺不住了，回宮後，怒氣衝衝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問，要殺誰？李世民說，殺魏徵！因爲他“每廷辱我”。長孫皇后退回後宮，穿上禮服再來見李世民。他驚問其故，長孫皇后說：“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聰明的皇后，讓皇帝轉怒爲喜。
第四，重視法律的制定和實行
李世民從“安人寧國”的需要出發，在立法方面確定了力求寬簡的原則。他說：“國家法令，唯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立法不僅應當由繁而簡，而且應當去重而輕，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他特別強調，法律制定之後，要力求穩定，不可以“數變”，“不可輕出詔令。”“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對待立法和修改法律，應持慎重態度，不能朝令夕改，輕易變更法度。因此，李世民即位後即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重新修訂《武德律》，並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頒佈《貞觀律》，同時還編制令、格、式作爲律的補充。
第五，恢復和發展經濟
李世民認識到“國以人爲本，人以衣食爲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爲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所以他從“國以民爲本”的思想出發，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時，採取了“以農爲本”“不奪農時”，“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爲了“不奪農時”，政府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調製，儘量減少徵發徭役；爲了鼓勵墾荒，規定歸來的流民可以減免賦役，設置義倉，對有困難的給予一定的糧食救濟；爲了促進人口的增殖和勞動力的增加，規定青年男女需適時婚配，鼓勵寡婦再嫁，釋放宮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寶”贖回農民因災荒賣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奪去的人口；爲了發展生產，修復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這些，都對當時社會經濟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起到了歷史性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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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爲了更好地選拔人材，李世民進一步完善了科舉制度，不分出身門第，讓天下俊才皆爲大唐所用。爲了鞏固邊防，李世民遣將擊潰了經常擾邊的突厥人，設立安西四鎮，使大唐疆域向西擴展到今日的吉爾吉斯斯坦境內。貞觀時期，大唐王朝呈現出來的是“海內昇平，路不失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資治通鑑》語）“邊境安寧，萬國來朝”的繁榮局面，“貞觀之治”就是這樣煉成的。
另外，貞觀時期還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時期，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之一。在李世民的治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爲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尤爲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未用酷刑來警阻貪污，主要是以身示範並制定一套儘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太祖對貪官的處罰最嚴酷，可明代的貪官之多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由此可見，防範貪污主要取決於科學修明的政治體制，靠事後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而不能從根本上剷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也有人認爲，李世民是一個僞君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掩蓋“玄武門事變”的罪過而把自己裝扮成明君的。我以爲，哪裏會有這樣一個“僞君子”，爲了百姓的福祉，爲了國家的繁榮，克己用儉，用自己一生的時間，以殫精竭慮、勵精圖治、兢兢業業、如履薄冰的態度來實踐自己的使命的呢？！如果這樣的君王也是“僞君子”，但願中國能多出幾個這樣的“僞君子”。不過，無論李世民是“僞君子”也罷，是真明君也罷，結果他就是贏得了千秋傳頌的歷史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