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明代奪門之變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奪門之變”始末，一場由陰謀家操縱的“無意義”政變。
明英宗朱祁鎮，他是明代唯一擁有兩個年號，也是唯一一位兩次登基的皇帝。
關於他的一生，只能使用兩個字來形容，那就是“傳奇”，其人生平極具戲劇性，經歷了明代歷史上的最爲重要的兩次重大變故，即“土木堡之變”和“奪門之變”。
“土木堡之變”，是因英宗朱祁鎮受太監王振的蠱惑，率軍御駕親征瓦剌，結果因其肆意妄爲，不聽勸阻，胡亂改道，讓軍隊經受着不必要的舟車勞頓，致使明軍大敗，50萬(有說25萬左右)將士成爲瓦剌刀下亡魂。英宗本人也因此被瓦剌所俘虜，並被裹挾着與瓦剌軍隊一道，進攻北京。後因防守北京的明廷和明軍，在於謙的帶領下擁立朱祁鈺爲新帝，並誓死抵抗瓦剌。在明軍玩命的抵抗下，瓦剌軍大敗，隨着瓦剌眼見明代各地的十萬軍隊已快到北京城下，迫不得已瓦剌只能退回塞北，而被俘虜的朱祁鎮亦被挾持到塞北這苦寒之地。
之後，朱祁鎮就在塞北過了一段漂泊不定的遊牧生活。所幸，因瓦剌認爲將其留在塞北已無作用，還不如將其放回北京，讓他擾亂明代廷，所以沒過多久，朱祁鎮就被放了回來。但是，試想此時明廷的皇帝寶座早已“名花有主”，朱祁鎮回去豈能落個好?朱祁鈺豈能不防着他?由此，朱祁鎮一回到北京，就被朱祁鈺安置在皇城之內、紫禁城之外的南宮中，度過了7年的圈禁生活。
按理說，這時度過七年圈禁生活的朱祁鎮已經沒有機會再做皇帝了，畢竟七年的時間，只要新帝稍微有能力，他早就可以將整個朝堂的官員都換成完全忠於自己的臣子，因此無論如何被取代的那位先帝，是絕對沒有機會再做皇帝的。可是，這世間的事情就那麼奇妙，朱祁鈺這位皇帝雖是位非常有能力的英主，但是他卻恰恰沒有在這七年的時間內將朝堂的勢力洗牌，此時朝堂上依然存在些許忠於朱祁鎮的臣子。
同時，好巧不巧的是，朱祁鈺不但沒有將忠於朱祁鎮的臣子徹底清除出朝堂，且他的身體還很差，更爲嚴重的是，他無子嗣。無子嗣，這點對於皇帝而言是最爲致命的事情，沒有兒子，也就意味着朱祁鈺的皇位將無人可繼承，而在沒人可以繼續他的政治遺產的情況下，忠於他的臣子日後的前途將變得極爲的灰暗。
基於此，一些本來對朱祁鎮沒有多少忠誠的大臣，他們爲了獲得更大的權力，更長久的富貴，於是就將目光放到了朱祁鎮的身上，他們希望藉着擁立朱祁鎮復辟的功勞，去實現這個目標。
如此，“奪門之變”就這樣發生了。奪門之變，又稱南宮復辟，是一場在景泰八年(1457年)，由太子太師石亨與副都御史徐有貞、司設監太監曹吉祥等密謀，擁戴被朱祁鈺囚禁在南宮的明英宗朱祁鎮復辟的宮廷政變。這場政變讓朱祁鎮時來運轉，被石亨等人從南宮“奪”回到皇宮，重新登上了那久違的皇帝寶座。
“奪門之變”被《明史》評價爲“明代皇位之爭，而甚無意義者，奪門是也”，是一場“甚無意義”的皇位之爭。其箇中情節緣由，是撲朔迷離，爲人們是留下了不少謎團。
但是，若要追根溯源，這還需要從“土木堡之變”說起。
“土木堡之變”，皇位易主
朱祁鎮，明宣宗朱瞻基的長子，其即位時，年僅9歲，是明代的第六位皇帝，即位後，改年號爲“正統”。正統初年，因素有賢名的張太皇太后還在世，在她的主政下，楊士奇、楊榮、楊溥等前朝重臣依舊主政，繼續推行宣宗時的各項行之有效的政策。因此，這時的明代天下是政權穩固，國泰民安。但是，好景不長，從正統五年至正統十一年，隨着楊榮、張太后、楊士奇、楊溥的相繼去世，朝中再無人能夠限制朱祁鎮，如此年輕氣盛的朱祁鎮，開始朝着“昏君”快步邁進。
朱祁鎮掌權後，做的第一大昏事，就是寵信宦官王振，而就是在王振的蠱惑下，朱祁鎮做了一件影響了明代百年國運的大昏事，這就是“土木堡之變”。正統十四年(1449年)，朱祁鎮率領數十萬軍隊御駕親征，出居庸關，經宣府，至大同，試圖尋找瓦剌主力決戰，而王振亦跟隨前往。到大同時，不學無術而又大權在握的王振在聽到瓦剌軍有勇有謀的消息後，貪生怕死的他開始害怕了起來，害怕戰敗之後，自己會身首異處，因此居然就鼓動朱祁鎮撤回北京。
要了解，戰場上的局勢向來就是瞬息萬變的，只要不退，一兩場敗戰影響不了大局。但是，如若一退，那就是軍心喪盡，已再無可能與敵作戰。當然，如果要退，若是果斷的退，這倒也不會給軍隊造成多大的威脅。但是，讓人可恨的是，朱祁鎮的撤軍並不是果斷的退，而是如同遊玩般的撤退。當時，王振爲了讓朱祁鎮能夠“駕幸其第”，光宗耀祖，所以就慫恿朱祁鎮選擇了大同-蔚州-紫荊關-北京這一條回京路線，這條路線與此前預訂的回京路線是足足增加了近乎三分之二的路程，可謂是無端折騰明軍將士。
但是，這條路線路程雖然增加，可如果不改，是堅持的走下去，也不會有後來的“土木堡之變”。可是，王振這人實在是明代的掘墓者，這人完全就是利己主義者，他在蠱惑英宗前往自己的家鄉，去光宗耀祖時，行到半路時，他又突然擔心明軍這麼多人路過他家時，會踐踏他家的莊稼。於是，他又蠱惑英宗改道，沿懷來-居庸關回京。經過這樣一個來回折騰，明軍上下是疲憊不堪，不但行軍緩慢，且因後勤又供應不上，更是飢渴難耐。
最終，在距懷來城20裏的土木堡，疲憊不堪的明軍被瓦剌騎兵追上，團團圍住。就這樣，因此時明軍早已疲憊不堪，又飢渴難耐，不出數天，在瓦剌的進攻下，幾乎全軍覆沒，而英宗亦做了瓦剌的俘虜。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
之後，土木堡喪師、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到北京，朝廷內外大爲震驚，一片混亂。羣臣聚哭於朝，或不知所措，或主張南遷逃跑，僅有數人主張抵抗，死保北京，其中就包括兵部侍郎于謙。于謙認爲：“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大意就是提議南遷的人應當斬首，京師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動便大事去矣，難道不見宋代南渡的故事嗎?于謙的這種觀點得到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大臣的支持，並得到監國朱祁鈺的全力支持。
在朱祁鈺的支持下，于謙被提拔爲兵部尚書，負責提督各營兵馬，保衛北京。之後，于謙主持北京防衛戰時，其顯示出了高超的軍事才能，他一般力排衆議奏請淮王調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各府的運糧軍馳援北京，另一邊將京城九門守軍及城內外防務有效地組織起來，嚴陣以待。
與此同時，爲了解決英宗被俘後出現的皇位空缺的問題，同時防止瓦剌軍拿英宗來作文章。于謙就與王直等人，在孫太后的支持下，將朱祁鈺立爲皇帝，改年號爲“景泰”，遙尊英宗爲太上皇。此後，瓦剌也的確如同于謙所想的那般，裹挾着英宗，意欲以他來逼迫明軍打開北京城外，但是此時因於謙等人早就改立朱祁鈺爲皇帝，所以瓦剌的陰謀並未成功。這時，瓦剌眼見陰謀不成，只得是用陽謀，即強攻北京城。
當然，此時北京城在於謙的組織下，早已沒有了曾經的慌亂，對於瓦剌的進攻，也是應對自如。于謙親自披掛上陣，出德勝門，親自督戰，與瓦剌決戰。在於謙的帶領下，北京內外，軍民人人感奮，“居民升屋，號呼投磚石擊寇，譁聲動天”。由此，在軍民一心下，經過數番激戰，瓦剌軍死傷慘重，而後明代勤王軍隊已相繼悉數趕來，由此瓦剌軍只能是裹挾這英宗退回塞北。
英宗被挾持到塞北後，因瓦剌首領也先對英宗還算尊敬，所以在塞北英宗並未受到虐待，據記載也先每二日會向英宗進羊一隻，七日進牛一隻，逢五逢七逢十作筵席，逐日進牛奶馬奶，因此英宗的生活還算過得去。當然，英宗雖沒受到虐待，且也算被優待，可其塞北的生活與平常養尊處優的宮廷生活相比，卻是有着天壤之別。當然，這種生活英宗並沒有持續多久，相對於靖康之恥中的宋徽宗與宋欽宗，英宗的命運實在是太好了。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瓦剌見北京已經另立新君，英宗在塞北已經沒有利用的價值，於是便在羈押其一年後將他放了回去。當然，瓦剌放英宗回去，可不是因爲好心，實際上是另有所圖，他們是想將英宗這塊燙手的山芋扔給朱祁鈺和大明代廷，從而造成明代的內亂。事實上，最後也的確如此，英宗被放回後，明廷卻是出現了一系列與皇位之爭有關的問題。
英宗北返，入住南宮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闊別北京已一年有餘的英宗，他終於回到了北京。但是，這時的英宗，身份早已是今非昔比，是落了難的鳳凰不如雞。這時，朱祁鎮回到京城，就被朱祁鈺安置在皇城與紫禁城之間的南宮。英宗的回京，對於朱祁鈺，乃至是整個大明王朝來說，都是一件極其尷尬的事情，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
朱祁鈺好歹是由宣宗親自指定的繼承人，是大明嫡長子，是名正言順的皇位繼承人，他合法性較之被羣臣擁立的朱祁鈺是高上不了解多少，因此，他的回京，對於朱祁鈺來說，這注定不是一件好事。正是因朱祁鎮對朱祁鈺的皇位有着極大的威脅，所以原本親密無間的皇帝和太上皇之間(若不親密，朱祁鈺御駕親征時，就不會讓朱祁鈺擔負起監國重任)，他們關係變得微妙起來。
英宗入居南宮不久，恰逢他生日到來，禮部尚書胡約上奏代宗，希望允許他跟羣臣一起前往南宮賀壽，但被其制止。此後，被拒絕的胡適，又請求於第二年元旦率百官在延安門朝見英宗，同樣又被拒絕。此時，可以說這麼說，英宗是被代宗徹底的圈禁，與世隔絕，這時代宗爲防止英宗做出什麼威脅他皇位的事情，是禁止任何人與他見面，甚至是他們的叔父、荊王朱瞻望請求見英宗一面，代宗都不允許。
當然，這種與世隔絕的圈禁，並非是一開始就這樣的。在最初的幾年，英宗還算是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孫太后就曾數次入南宮省視，英宗的皇后錢氏也和他一起住在南宮。可以說，最初代宗對英宗的防範並沒有那麼的嚴格，還是較爲人性化的，至少還能跟妻子住在一起，還能與母親共敘天倫。
但是，後來所發生的二件事情，讓朱祁鈺不得不警覺起來。而就在這份警覺下，朱祁鈺對於英宗的限制也就越來越多，直至將他徹底與世隔絕的圈禁起來。
第一件是改立太子事件。最初，英宗生母孫太后之所以答應讓朱祁鈺取代自己的兒子，成爲皇帝，其主要原因就是因朱祁鈺答應自己百年之後，會將皇位讓與英宗之子朱見深。但是，皇位坐久了，又豈會相讓呢?像元文宗孛兒只斤·圖帖睦爾這般，傳位於侄子元明宗孛兒只斤·和世的事情，在歷史上只是個例，多數情況下，皇位一旦到手，沒有一個是不想將皇位傳給自己的兒子的。
朱祁鈺也一樣，自登基後，他就一直廢掉朱見深，改立自己的獨子朱見濟爲太子。但是，當時孫太后、多數重臣皆是不同意朱祁鈺廢掉朱見深的，因爲他們當時擁立其爲皇，前提條件就是不能廢掉朱見深，因此無論如何，他們也不會答應朱祁鈺另立自己的兒子爲太子的。可是，對於朱祁鈺來說，他絕對是不想再讓自己的哥哥的兒子霸佔着儲君之位的。於是，爲了讓羣臣同意自己的兒子爲儲君，朱祁鈺是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是想出了一個皇帝賄賂大臣的千古奇招。
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鈺以恩賜爲名，賜給內閣諸學士每人黃金五十兩、白銀一百兩，讓他們支持改立太子。或許，這個“賄賂”真的是有用的，同年五月，朱祁鈺突然就頒詔天下，告示貶朱見深爲沂王，改立朱見濟爲皇太子，此時朝臣雖依舊有些許的反對之聲，但大多都選擇默認，不再阻止。
改立太子一事，雖最終得以順利進行，但是爲了改換太子，朱祁鈺堂堂一個大明皇帝，居然得靠賄賂大臣才能成功，這等屈辱絕非是一個皇帝能受的了的。從這件事，朱祁鈺算是明白，此時他雖爲皇帝，可朝堂內外卻依舊還有不少心懷朱祁鎮之人，這就讓朱祁鈺高度警覺了起來，誰也不想自己的朝廷，依舊還有懷念前朝的臣子，如若有，這絕對是一股極其不穩定的因素。
第二件是“金刀案”。英宗在南宮時，曾有一位叫阮浪的太監在身邊伺候他。因阮浪盡心盡力的服侍着他，所以爲表示感謝，在其過生日的時候，英宗就將自己隨身攜帶的鍍金束刀送與阮浪。這金刀乃是天子之物，所以製作那是十分精緻，更是精美無比，阮浪的徒弟王堯在見到這把刀後，那是愛不釋手，而阮浪因十分喜愛這位徒弟，於是見他喜歡，也就大方地送給了他。
但是，讓阮浪想不到的是，這一送卻送出了一場大災。
王堯這人太過愛顯擺，在得到這把金刀後，是逢人就炫耀，這是太上皇的御用之物，旁人是尋不到，也是得不到的，以此享受旁人羨慕的眼光。如若放在英宗還是手握大權的皇帝之時，這般炫耀倒也惹不出什麼禍來，但是此時此刻，英宗只是一個毫無自由的太上皇，且還深受當今聖上的忌憚，這時向旁人炫耀這是英宗賜予的金刀，這隻會給自己惹禍上身。
這不，某一日，王堯有一次在錦衣衛指揮盧忠家喝酒，在向他炫耀其金刀時，就惹出了大禍。盧忠這人向來野心極大，只是苦於沒有靠山，是一直得不到升遷的機會，此時見王堯在炫耀英宗賜予的金刀，並頓感榮華富貴的機會來了，若是能助代宗除掉英宗，高官厚祿是措手可得啊!於是，他先是將王堯灌醉，之後就偷了金刀入宮向代宗告狀，說是“南宮謀復皇儲，遺刀求外應”。代宗聽後那是非常重視，他本就想找機會幹掉英宗，只是一直苦於沒有機會，所以此時見到人贓俱在，獲得了英宗謀復皇位或皇太子位的“鐵證”，他豈能放過。
於是，在接到盧忠的彙報後，代宗就立刻下令逮捕阮浪、王堯，嚴刑逼供，希望能就此牽連出英宗。但是，誰料想阮浪和王堯都很有骨氣，他們始終堅稱此事與“求外應”無關，金刀只是英宗送的生日禮物。代宗見此，那是十分的不甘心，他一直都在想着找機會弄死英宗，如今機會來了，他自然不會輕易放過，所以是窮追猛打。但是，代宗雖不願放過這次機會，可事件的當事人阮浪和王堯卻一直都堅稱英宗並無謀逆之舉，加之內閣大學士商甫等人，也一直都堅稱此事斷然與英宗無關，乃是“盧忠狂言不可信”。
由此，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代宗只能是眼睜睜的看着這次機會從自己的手中滑過。但此事過後，代宗對英宗是越發的忌憚，就是在這樣極度敏感的事件上，還有人要保護英宗，這其中還包括內閣大學士這樣的重臣，甚至有些人連命都不要，這樣的影響力，代宗實在是放心不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要對英宗有所防範的。
就這樣，在這樣日益加深的忌憚之心的“蠱惑”下，伴隨着景泰四年(1453年)發生的一件大事，南宮中的英宗是徹底的被與外界隔絕開來。十一月，代宗的獨子，大明的儲君，朱見濟病死(一說被人合謀害死)於東宮。此時，代宗可謂是萬念俱灰，好不容易將自己的兒子扶上儲君之位，但是天不遂人願，自己的獨子早夭了，太子之位再次空缺。就在這時，部分大臣又提出要復立英宗之子朱見深爲太子的主張。
此時，代宗是震怒，他不明白，自己明明還是正值春秋鼎盛之時，且自己的兒子剛早夭，就有人急匆匆的就要自己再次復立英宗之子朱見深爲太子，這居心何在?在代宗的眼裏，他們這是明擺着要讓英宗一脈重掌江山，讓他一脈退出皇位的繼承，這真的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由此，不久，朱祁鈺便派人將南宮的大門上鎖灌鉛，使之不能打開，意欲將英雄永遠圈禁在南宮內。此外，爲使有人暗通英宗，朱祁鈺還下令增高了南宮宮牆，砍掉了靠牆的樹木，以免有人攀爬樹木出入。這時，可以說英宗已經是徹底的失去自由，若無意外，他只能是一輩子待在南宮中，獨孤終老。
但是，誰叫英宗是“天選之子”呢?“土木堡之變”後，被俘的他居然能夠奇蹟般，且完好無損的回京，可謂是幸運無比，而這次英宗還是依舊的幸運，一場宮廷政變，不但讓他重新獲得了自由，甚至還重新登基，第二次做了皇帝。
“奪門之變”，英宗復辟
景泰七年(1456年)末，尚在壯年的朱祁鈺突然得了一場重病，臥病在牀，不能行動。次年正月，朱祁鈺因病臥牀，無力再支持正月的祭祀活動，便召石亨前來，讓他代行正月裏例行的祭祀活動。這本是一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召見，但是讓朱祁鈺想不到的是，就是這次召見，促成了後來的“奪門之變”。被召見的石亨，他本就是一位不安分，且極具野心的主，此時見朱祁鈺病得不輕，富有野心的他就開始在內心盤算着自己的後路。
這時，京師正流傳着一種說法，說于謙等人正力勸皇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長子朱祁鏞爲太子。對於石亨而言，如若於謙擁立朱祁鏞繼位成功，那于謙就是首功之臣，就沒他什麼事，而即使擁立朱見深爲太子，功勞也是文臣的，也沒有他什麼事。總之，這時不管立誰爲太子，身爲武將的石亨，他都不會是首功之臣。
但是，如若石亨將軟禁在南宮英宗再次請出來當皇帝，那他就是新朝的第一功臣，其權勢、地位將無人可比。正所謂“富貴險中求”，雖然將英宗再次扶上帝位，這有失敗的危險，但是相對於勝利後所得到的回報，這危險卻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於是，石亨聯絡並說服了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和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人，開始謀劃幹一番“換皇帝”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
就在石亨在暗地策劃謀逆之舉時，朝堂的羣臣也在極力促成代宗答應立儲之事，希望代宗可以儘早冊立太子。但是，此時朱祁鈺並沒有立刻表態，似乎他還是想着能立自己的親生兒子爲太子，傳諭十七日早朝再議此事。但是，就在十六日晚上，因隸屬石亨一黨的徐有貞，他稱自己夜觀天象，見紫微星移位，認定今晚就是造反的最佳時機。由此，石亨等人的密謀， 於當晚，以“邊境有警，須增兵入衛”爲由，率領1000多京營兵，經長安門進入皇城。
進入皇城後，徐有貞將皇城大門反鎖，並將鑰匙拋到溝渠中，以示破釜沉舟之態。而後，石亨等人率兵直驅南宮，用巨木砸開了南宮大門，在此過程中，曾發生一個小插曲，就是因南宮的大門實在太牢固，最初幾十人舉猛撞大門，都未能撞開，之後讓幾個士兵翻牆而入，與外兵合力，纔算是砸開了這道大門。之後，隨着南宮大門的砸開，石亨等是一擁而入，跪拜在早已被驚醒的英宗面前，口中大呼“請陛下登位!”，聽到這話，英宗豈不知他們意欲何爲呢?他又豈能放棄這等好事呢?自然是欣然默許。
就這樣，在英宗的默許下，徐有貞等人立即招呼士兵將一乘肩輿擡了進來，扶英宗上轎，直奔奉天殿。在路上，英宗一一詢問石亨、徐有貞等人官居何職，姓甚名誰?徐有貞等一一作答。一路上，因英宗的存在，巡邏與守門的衛士都不敢阻攔，如此一行人順利地進入了東華門，直奔平時皇帝上朝的奉天殿。就在英宗到了奉天殿沒多久，百官們就來到了這裏，此時正準備朝見代宗的大臣們，定眼一看，發現坐在大殿中央的卻不是代宗，而是英宗，這着實是讓他們嚇了一跳。
茫然間，百官們不知該如何是好，紛紛呆立於朝堂之上。這時，徐有貞突然站了出來，他站在英宗面前大聲地向朝堂之的大臣們宣佈“太上皇復辟矣”。此時，百官雖震駭，但也都不敢有異議，畢竟英宗乃是宣宗指定的皇位繼承人，他即位名正言順。因此，百官聽後，只能是按照平常的次序，依次排好隊，跪拜英宗。英宗復辟後，徐有貞、石亨、張軏、曹吉祥等一班擁有再造之功的人皆加官進爵，然而曾經擁有再造社稷之功的代宗和于謙這君臣二人卻都沒有好下場，于謙含冤遇害，代宗被廢爲陷王，遷入西宮，十幾天即暴病而亡。
關於朱祁鈺之死，死得很是蹊蹺，正史上說是病死的，但是在退位後，僅過十幾天就突然暴病而亡，這很難讓人相信，他這是正常死亡的，如明人陸戡在《病逸漫記》裏所說：“景泰帝之崩，爲宦者蔣安以帛勒死”，景帝之死，很有可能是英宗指使太監蔣安所爲。
總得說，“奪門之變”就是一場“甚無意義者”的宮廷政變。爲何這麼說?以當時的局勢而言，重疾纏身的朱祁鈺，他絕對是活不過朱祁鎮的，而在當時朱祁鈺自獨子朱見濟死後，他就已無子嗣，皇位註定是會重新落在朱祁鎮一脈上的，因爲當時于謙等重臣已經是決意在朱祁鈺死後，擁立朱祁鎮之子朱見深爲儲君，繼承皇位。如此，無論朱祁鎮是否復辟，這朱家天下都是他的嫡長子朱見深的。試問就是這樣，這場復辟又有何意義呢?
“奪門之變”，對於朱祁鎮，對於明代而言就是一場毫無意義的政變，它只是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奸臣爲了自己的利益而自私發動的一場政變，其受益的就只有他們，而對於大明來說卻是絲毫無意義，先不說于謙等忠臣能臣因他們而死，就單單是他們後期的胡作非爲，就給明代帶來了非常大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