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異論”是董仲舒政策主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在追求“王道”的努力中不可缺少的武器。下面就一起來看看小編帶來的文章。
災異論作爲一種維護皇權的政治手段深刻影響着西漢的政治運作，作爲災異論萌芽期的漢文帝就曾因日食而下“罪己詔”，從而贏得了即位和合理性，並且藉此廣招天下人才。
到了元帝、成帝、哀帝時期，災異論更是發展到了巔峯期，此時期藉助災異論進行的政治鬥爭是帝王統治者管用的手段。既然如此，西漢末年的王莽時期災異論爲什麼會衰落呢?
新朝的建立
哀帝崩後，平帝即位，王莽復爲大司馬，復古改制運動迎來了高峯，災異論則開始衰落。王莽的崛起並非突然而就，而是有諸多原因。
成帝時期，王氏自身具有有向儒家靠攏之意。《谷永傳》載：“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且王氏一族亦舉薦不少儒生爲官，李尋、何武等人皆是。王氏其時已獲得一部分儒者之好感，甚至會將其視爲實現儒家理想政治的依靠。
王莽的出現，使得更多儒生相信這一點。王莽最終能通過禪讓而建立新朝，與當時的社會思潮亦有極大關係。
閻步克提出與漢儒復古化思潮並行而交融的，是一個強烈的神道化傾向。而這種神道化雖強調君主“受命於天”，但也直接動搖了君主的權威。眭弘藉助異象，提出漢帝應禪讓帝位讓與賢人，便是最直接之一例。
眭弘雖死，然此種議論並未消亡。這種思潮不僅影響儒生，連皇帝都深受影響。如元帝在面對京房之問時，亦承認當下是極亂之世。哀帝因久寢疾，無子，災異又多發，故亦懷疑漢之天命已盡，於是便有“再受命”之舉
正是在此思潮的激盪下，外戚王莽以儒生的形象登場，將自己塑造成踐行儒家理想的賢人。據《王莽傳》記載：
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從此段記載便可知王莽能成事有兩大原因。
一是王莽起先以儒生的姿態出現，結交許多名士，且其行又極爲符合儒家之要求，故獲得大部分儒生之支持。
哀帝時，莽被遣就國，在國三年，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而當出現日食時，還有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頌莽功德。由此二事可知王莽在儒生中之地位。
二是他對於宗族內部事物又極盡心，獲得王氏家族內部的支持。班固評價王莽時便提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
余英時指出王莽是當時兩種矛盾的社會勢力的綜合產物：身爲外戚，屬於王室勢力系統;當從其行事及其所推政策看，他又代表了漢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此前儒生將外戚作爲復古之阻礙，有的人想要移除它，而有的人則是選擇繞開它，不過結果都沒成功。直到王莽的出現，這一阻礙便沒有了，外戚勢力亦成爲復古運動的支持者。
錢穆指出莽、歆新政，託於符命，則言災異之變也。其措施多幕古昔，切民事，則言禮制之裔也。王莽新政的出現，使得之前儒生之間的差異縮小。
王莽對於祥瑞符命之利用主要集中在即位之前。王莽剛掌權不久，便有塞外蠻夷獻白雉。藉此而稱“安漢公”。
而後又有武功所出之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經過羣臣奏言，最終確定王莽在祭祀中，贊稱“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改元爲居攝。符命之作由此開始。
三年後，又有人獻符命。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齊郡新井之事後，王莽便藉助“再受命”之說，改元爲初始元年。不再稱“攝皇帝”，而統一稱“假皇帝”。沒過多久，又有梓潼人哀章上金匱，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王莽便藉此機會即位爲真天子。定天下號爲“新”。
以上便是王莽利用符命一步步登上天子之位的大致過程。期間災異事件之記錄變少，關於災異現象的討論幾乎不見。王莽即位後，對於災異現象做出反應亦不多，且大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而選擇應對方式。大司空王邑因災異多現上書而乞骸骨。
王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系坤動，動靜闢脅，萬物生焉。災異之變，各有云爲。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
王邑乃王商之子，王莽從弟，亦是主要的軍事將領，王莽當時還需王邑的鼎力相助，故自己攬下災異的責任。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待遇，其後數月，出現日食，王莽除大赦天下及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外，還將大司馬陳茂免職。三公之外，其他官員亦有可能因災異而被問罪。
如地黃元年，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乃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爲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於天，以正於理，塞大異焉。
由上三事可看出，王莽對於災異的迴應取決於他對於某位大臣的態度。三公負責制雖已建立，但在落實過程中仍舊由皇帝掌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災異的三公負責制更爲有利皇帝對臣子的控制。亦可說災異論大致已失去限制皇帝行爲的作用，反倒成爲皇帝推脫責任或更換大臣的藉口。災異論在政治鬥爭中所能發揮的作用亦大爲削弱，在此情形下，災異論走向衰弱亦是正常。
此時期討論災異的人大大減少，而獻符命者多。符命之說雖可視作是有災異論演變而來，然則還是要注意其間之差別。
災異中的天象、災害沒有辦法輕易僞造，而符命則極容易僞造。正如上文所舉之符命內容，基本都已將文字之意清楚刻於上，無需什麼專業知識只要識字便可製作與解讀。
武功所出之白石，只需在白石上刻上字後埋到地裏，然後再挖出來便可。而齊郡新井則只是需挖個井，再編制一個夢便成一符命。
符命既容易製作，而所得又頗豐。如獻金匱之哀章被封爲國將，美新公。當時通過獻符命封侯者當不在少數。不過王莽即位後對於符命的管控明顯加強，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講符命的人太多，顯得天命太混亂。
二是有大臣通過造符命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如上述引文中豐之子尋。當得知豐被貶官後，就開始編造符命，想讓其父當陝之右伯。
三是有的人開始藉助符命來反抗王莽之新政。如此前有一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
王莽雖藉助符命即位成功，但是符命的缺陷也開始顯現，符命開始超出王莽的控制之外，而這將衝擊王莽所塑造之天命的神聖性以及現實的政治權力。故其才規定除五威將外，再私作符命的人都會被下獄。不但不能亂作符命，還不能非議符命，否則亦會面臨着懲罰。
王莽即位後，極不願看到災異現象的出現。符命能夠體現出王莽即位乃天命所歸，而災異現象則會挑戰“新政”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故《漢書》中多次記載當某種災異出現時，莽惡之。
王莽時期，亦未見其有因災異現象頒過罪己詔。其應對災異多是大赦天下，舉賢，以及罷免三公中的一位。
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什麼人會談論災異。畢竟那時談災異，不僅不能封侯，甚至可能要有不小的風險。
另外，此前儒生談災異是爲藉助天道勸君主“法古”，行德政。而當下之“新政”，正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全面的復古運動，自然也就不再需要藉助災異論來勸諫天子。
最後，此時的儒生已基本不需要再考慮與外戚的鬥爭問題，因爲外戚的代表者已經成爲儒家的信仰者，並被視爲那個可取代漢朝天命的聖人。
因此，災異論的另一個用途也幾近消失。故爲祿利者，皆轉向符命之作;而爲建立儒家之理想政治者，則轉向制度之建設。由此，災異論在此時期的衰落也就不難理解了。
災異論從精神上打垮了漢家，爲王莽取代漢室提供了機會。不過王莽建立起新朝後，災異論的影響力開始減弱。
一是以災異論的政治目標看起來已大抵實現，言災異的儒生已經投入儒家理想政治的建設浪潮，而不再以災異論抨擊時政。
二是王莽對於災異論的控制。災異應由誰負責已經怎麼負責依舊是由皇帝說了算，並且因爲三公負責制的建立，儒生論災異所能發揮的作用亦隨之減弱。
三是符命說的興起，亦使得人們越來越少關注災異論。
新朝時期復古改制更爲全面和徹底，或可說新朝的建立標誌着漢代儒家理想主義達到頂峯。王莽執着於制度之建設，以爲制度一變，便萬事可成。此風氣大抵是從此前言禮制者傳襲下來的弊病，或可說這是儒家學派本身就帶有的一個問題。
王莽着力於制度建設，所立新制極爲繁密，然卻沒有對儒家之精神給予足夠的重視。對於民衆之反對只是殘酷鎮壓，最後某些制度的改變亦要靠嚴刑峻法來推動。
閻步克提出官僚制這個高效的理性行政機器反而助長了王莽改造社會的雄心，並用於實現非理性的空幻目標。王莽依據儒家理想大易官名，可官僚機構骨子裏卻仍充斥着法家精神，並且還得依靠這些官僚機構推動改制運動，這不得不說是一極大的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