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歷史上，唐朝，可以說是中國人最爲自豪的朝代。今天小編給你們帶來全新的解讀~
在男性本位文化的歷史中，女性不可避免得要充當附屬或是從屬的社會角色，這會影響到婦女的方方面面。通過對唐代婦女出遊的分析，我們發現，這也影響到了唐代婦女的出遊活動。
通常人們認爲社會角色是與某種社會地區一體化位、社會身份相一致的行爲期待。社會角色是社會地位的體現，社會地位是人們在一個羣體和社會中由特定社會關係因素所確定的位置。
社會地位決定着權利、義務和主要社會關係，決定着同其他地位上的個人的關係的性質和程度。不論是唐代上層婦女的炫耀遊，公主的嫁遊，以及各階層婦女的節慶遊都與她們所處的社會地位有一定的關係，並因此而折射出一定的社會現象。
一、炫耀遊是對身份地位的象徵性
就旅遊活動本身來說，人們主要是爲了實現身心的愉悅，獲得美的享受，這一點就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來說是一致的。由於所屬的階層不同，對於政治和經濟的掌握能力也大相徑庭。在旅遊上就表現出，本來是爲了追求精神享受的旅遊活動獲得了一定的表現性，即對於身份地位的象徵性。
這與扮演的社會角色有着直接的關係。社會地位通過角色表現出來，角色是地位的外在的、 動態的表現形式，而地位則是角色的內在依據。對於武則天來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她是中國封建社會裏唯一的一位女皇帝。這是對整個封建社會的一個顛覆。
她打破了已經存在而且固有的常規禮制，在其統治的時期，她具有無人能夠超越的政治地位。爲了要體現這種超越性，她利用手中所握有的權利，採取了封禪祭祀遊的方式來得以表現。武則天登封嵩山，向天地告成功，求福佑。
通過封禪遊活動中的盛大的儀式，她給自己的政權塗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大張旗鼓地利用外在的儀式向男性社會彰顯其無人能及、至高無上的社會地位。武則天封禪祭祀的出遊，其目的是爲了政治統治上的需要，身份地位上的彰顯。
楊貴妃等人作爲帝王的妃子，因爲她們憑藉着與男性的依附關係，作爲貴族婦女居於社會的上層。錦衣玉食，伴君左右，不必爲衣食所憂，享有讓常人無法比擬的許多特權。
這也正是她們不同於絕大多數常人的顯著之處。因此，她們總想要向其他人，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炫耀她們所擁有的一切。她們在旅遊過程中，講求的是鋪張浪費的排場、窮奢極欲的消費，這一切都極具表現性。
在傳統的等級社會下，社會各階層等級森嚴，消費生活方式也呈現等級之分。上層社會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決定了他們不同於其它階層的特殊之處，而這往往要通過消費來表現和展示，因而上層社會的消費具有較強的象徵性、炫耀性和鋪張性。
但是，這些消費行爲無法在私密的空間進行，它需要社會性空間。這也是她們要大張旗鼓地出遊的原因。因爲宮外廣大的社會空間纔是她們表演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她們可以盡情地展現她們不同於普通人們的生活消費方式。對她們來說公開的外出遊歷是極富有象徵意義的。
它能賦予她們以地位聲望和與衆不同的感受，也能使其他的人仰望和羨慕。因爲徒有生活必需品的奢侈享受，並不能給她們帶來別人對她們的讚譽，而要提高她們在他人心中的地位，贏得他們對她們的豔羨，她們就必須進行非必需品的消費。
不管是武則天的封禪祭祀遊，還是皇族、貴族婦女的享樂遊，從她們出遊的吃、穿、用，以及儀仗隊伍來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她們在出遊的過程中的消費用意，主要不在於滿足實用和生存的需要，也不僅僅在於享樂，而主要在於向人們炫耀自己的財力、地位和身份。
這種消費實則是要向社會觀衆傳達某種社會優越感，以挑起他們的羨慕、尊敬和妒忌。“消費不純是滿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質性，它同時也是一種符號活動、交流活動和表現活動”在當時社會，這也是她們出遊活動最突出的表現。
二、嫁遊與政治安定的聯姻性
旅遊行爲得以實現完成，從空間移動上來說，是首先從居住地到旅遊目的地，然後再返回居住地的過程。但唐代婦女的出遊有時並未完全依照此空間移動的規律。以公主爲對象的遠嫁則是以不復返爲常態的，她們這種遊的特殊性就在於空間往復上的殘缺性，歸根結底是與封建社會賦予她們的性別角色導致她們對於男性的依附有直接的關係。
宮廷婚姻和秦晉之好乃是政治聯姻的產物，也是統治階級競相使用的外交手段和統戰策略，並由此而形成隔山隔水、長途跋涉的婚旅隊伍。唐代公主是上層婦女中極具矛盾性的組成。就整體而言，公主實際上是皇室同勳貴集團，士人官僚集團，藩鎮軍事集團及少數民族上層集團加強聯繫的紐帶，而具體的方式就是聯姻。
公主自身的矜持性是促成其婚配關係中不可改變的主體性因素，正是這種強大而又隱蔽的力量從根本上決定了公主的命運。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們聲勢浩大的嫁遊，並非出自她們內心的自願，而是由於外界的各種因素，使她們不得不發生嫁遊的行爲。
她們所擁有的高貴的出身，無上的權勢，豐厚的資財，統統是來源於皇權，來源於封建王朝的庇護，歸根結底她們仍不免是男性統治階層的附屬。一旦政權不穩，大廈將傾時，帝王會利用身邊的一切有用之物，也包括人在內，去換取他們的統治。
在這樣的情況下，公主往往就會成爲政治的犧牲品和受害者。她們會失去對命運的自主權，失去權勢和財富，甚至於生命。這種命運上的不穩定性，一方面是由於封建的男權社會中女性地位的脆弱和低下，另一方面也是她們在封建等級制度下社會地位卑微無力的體現。
在帝王“逐割深慈，爲國大計”的目的下，公主本人也只有自覺或不自覺地犧牲個人的情感與幸福，去迎合唐王朝統治利益的需要，這也是她們的身份和所處的歷史時代決定的。這也使公主們無奈的遠嫁的婚旅背後包含有許多政治因素，因此也被蒙上了一層濃厚的政治色彩。
三、節慶遊與角色壓力的釋放性
作爲人有三種形式的“存在”：自然存在、社會存在、精神存在。
社會用種種手段和方式突出並發展了女性的自然本能和自然活動，男性社會又有意識地壓抑了女性的社會存在。女性的社會角色成爲了“女兒、妻子、母親”的三者複合。
於是，女性的社會關係被強行簡化，她失去了廣泛的社會聯繫。女性的社會活動被強行限制，她失去了寶貴的社會尊嚴，喪失了在社會中的主體地位。她們一生被限定在家庭生活的空間，從事生殖、養育、侍奉公婆、織補、耕作等繁重的家務勞動當中。
她們的社會存在是一種非自由的存在。繁重的勞作帶給她們的只是身心的疲憊，這更讓她們感到生活帶給她們的角色壓力。角色壓力來自於過多的角色責任，它耗盡了婦女本身有限的時間和精力。越多的角色壓力讓她們感到自己的時間已經被耗費到極點，其生活的滿意度就越低。
她們的內心極其渴望能拋開生活的一切煩惱與壓力，得到身心的徹底放鬆。那麼如何來調劑自己的生活呢?節日的出遊正是她們釋放自己的一個合理合法的有效途徑。在這樣的日子裏，她們可以過着與平日不同的生活，能將禮教擱置於一旁而不必理會。
這對於她們來說無異於是過上了一種雖說是短暫的，但是卻是令她們興奮愜意的生活。她們突破規範，參與到了社會生活中來，盡情地享受生活，享受生命。這更是一種身心的解放，是她們內心追求難以得到的自由與輕鬆的方式。
在節日裏的一切遊玩活動或許對男性來說算不了什麼，但是對於她們來說卻是渴盼已久的機會。唐代勞動婦女平時大多數時候是忙於家務勞動以及女工生產勞作，只是在傳統節日時纔能有一定的閒暇外出休息遊玩，放鬆身心。
唐代婦女較少限制地參加各種節日出遊、遊藝活動，她們可以越過束縛的藩籬，彷彿回到了正常的存在結構當中，角色壓力得到了一定的釋放。人的自然本性得到舒張，焦慮壓抑的心靈得到澆灌。
她們以節日爲藉口，達到調劑平時枯燥無味的生活的目的，滿足自己對家外世界的好奇心，與男性平等地出入公共場合。在每年固定的幾個節日當中，人迴歸到了自身，並在人們之中感覺到自己是人。從這一點上來說，她們內心的需求在傳統的節俗文化中得到了承認。
四、總結
帝王后妃走出皇宮是爲了尋覓平日少有的自由，廣大的婦女則更多的是爲了暫時擺脫勞作之苦，生活之累。走出平凡、打破庸常，並從中獲得樂趣。節日的出遊以及遊藝活動，給婦女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可以發泄集結於體內和心靈深處的慾望和能量，走出原有的束縛，來到廣闊的社會空間，釋放自己的心緒。
除此之外，分析唐代婦女的出遊情況。可以發現，她們雖然能夠獲得一些出遊的機會，走出家庭生活空間，進入社會公共空間，進行出遊的活動。但在很多時候，她們的出遊是在依附於男性的前提下才得以實現。或是出於對男性多方面的依附的前提下，使她們不得不有“遊”這一行爲的發生。
唐代女性在出游上表現出來的仍是較男性少有參與到出遊的行列之中，因爲她們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權利決定自己出遊的時間、方式和地點，這也就從根本上限制了唐代女性出遊活動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