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青樓真的大多都開在考場對面嗎?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讀，接着往下看吧~
青樓一詞，原來的意思是用青漆粉飾之樓。它起初所指並非妓院，而是一般比較華麗的屋宇，有時作爲豪門高戶的代稱。《太平御覽》、《晉書》和魏晉南北朝的許多詩文中都是這樣使用青樓的。但由於華麗的屋宇與豔麗奢華的生活有關，不知不覺間，青樓的意思發生了偏指，開始與娼妓發生關聯。唐代以後，偏指之意後來居上，青樓成了煙花之地的專指，與平康、北里、行院、章臺等詞相比，不過多了一點形象感，多了一絲風雅氣息而已。
爲什麼會有青樓這種東西出現?說穿了，這是男人世界的產物，是人類進入父系社會以來的社會事實。關於青樓妓女的起源，古今中外有種種不同的說法，姑且放到下一篇裏去分析。
青樓鶯聲爲誰啼?妓院開在考場對門反映了生意人的精明
任何產品的成功推廣，都要試銷對路。古代的青樓，招待的多是讀書人，常見的稱呼是“士子”。當時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數也少，他們口袋裏揣着的銀子與詩稿，是青樓大院最好的兩樣通行證。對妓院的老闆來說，有銀子就是大爺，是活菩薩，故而對其熱情高漲;而對青樓妓女來說，她們多數是文學愛好者，因而面對滿腹詩文、錦繡文章的才子，便不時秋波暗送，做做佳人會才子的美夢。所謂“鴇兒愛鈔，姐兒愛俏”，這都是青樓千古不變的真理。
舊時的考場叫貢院，尤以人才輩出、歷史悠久的江南貢院爲最，經歷朝歷代不斷擴建，至清同治年間已形成一座佔地三十餘萬平方米、僅考生號舍就達二萬零六百四十四間，相當於3個北京的故宮大，成爲明、清兩代中國最大的科舉考場。科舉時代共產生過800多名狀元，而半數以上都出自這個考場。衆多歷史名人如唐伯虎、鄭板橋、李鴻章等，更是由江南貢院走上歷史舞臺的。
在考生眼裏，貢院是他們通往富貴功名的必由之路，因而，每當開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紛至沓來。既然考生雲集，他們的吃住玩樂都要有人照應，這便給商人發財提供了機會。許多青樓、酒樓、茶館應運而生，貢院邊上的秦淮河，也因爲這些設施而變得嫵媚動人，形成“槳聲燈影連十里，歌女花船戲濁波”的一派繁華景象。
從古至今，關於才子與佳人的風流韻事便經久不息。唐代士子高中進士後，向鍾情的妓女寫情詩、炫耀才華，在當時是一件雅事。即使科考失意，士子們無奈之下，“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此時，醇酒佳人，又成爲減輕他們落榜痛苦的安慰劑。所謂“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是也!
古代士子力捧青樓三大原因
秦淮風月之所以興盛，當然與士子們的大力捧場有關。而士子們捧場的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青樓爲士子緊張的考試生活提供了一個舒緩的空間。中國古代科舉考試製定了嚴格的選拔機制，有些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據餘秋雨先生的《十萬進士》裏介紹，到了清朝，科舉制度已經發展到了頂峯，爲防止作弊，考生們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滿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場檢查十分嚴格，有着嚴格的搜身。進考場前，兩列兵丁夾道搜查，頭髮都要打散查，衣服夾層都要摸過;盛食物和筆墨文具的是考場統一發放的竹籃，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無法夾帶入場;如果一旦發現夾帶，夾帶人將遭受毒打，捆綁在考場前石柱上示衆一月之久，並終身不得參考。進入考場之後，考場即封號柵，須等三天考完之後方纔打開。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動彈，一切吃喝拉撒，都在兩平方米左右的號房內解決。一旦天熱之際，號房內屎尿泗流，臭氣熏天，在這樣的環境下答題做卷，沒有驚人的毅力，是很難完成的。因而考場3天，對士子們來說不啻於蹲3天地獄，至放榜之日，他們如釋重負，如獲重生，到青樓瀟灑便成爲他們的不二選擇。
中國最早的娼妓，是最早進入制度化的一種行業。管仲治齊國，就設有“女閭”，女閭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許的窯子，而是官辦的窯子。這是中國最早的“公營企業”，開辦目的，是增加國庫收入。《堅瓠集》續集裏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這就是說，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經費來源，部份卻是吃軟飯吃來的，實在不怎麼光彩。孔夫子說沒有管仲，他要披髮左衽(右邊爲任字)，變成外國人了，這麼推論，使中國國泰民安，身爲“女閭”的人，以血肉之軀，“以充國用”，的確功不可沒。雖然她們的痛苦如何，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管仲時代妓女的主要來源，是奴隸，就是所謂“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是“手持繩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營企業，這種妓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在中國持續極久，《吳越春秋》說“越王句踐輸有過寡婦于山上，使士之憂思者遊之，以娛其意。”就是官妓。《萬物原始》說“漢武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就是官妓。《南史》說齊廢帝“每夜輒開後堂，至營署中淫宴。”就是官妓。官妓的來源，主要有三：
一、罪人家屬--古代的人權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族。一個人犯罪，常常連累到一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給宰了，妻女則淪爲官妓。
二、奴隸買賣--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國多;但在時間持久上，比中國短。中國買賣奴隸，有過“與牛馬同欄”的大場面，人變成牛馬，還有什麼可說?
三、墮入風塵--是變相的一種人口買賣，只不過被買賣的，原屬良家婦女。《北里志》所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就是這一類。
因爲公營，所以官方設有專門的機構。這種機構，在唐朝先屬“太常”，後屬“教坊”，由“樂營”管轄。《云溪友議》記有“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的一個特例，是兩個信釋道大官的德政，反證了當時“樂營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沒有肉體自由，是和沒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爲沒有自由，所以任憑處理，前程莫問。漢朝本來對“羣盜妻子”發配爲營妓的，但是李陵行軍時，發現她們，就一律給殺掉;宋朝平北漢，北漢“獻官妓百餘人於宋”;勝利者意猶未足，還“奪其婦女隨營”。宋朝的官妓，從寬錄取，不但把罪人家屬當公娼，甚至把良家婦女“繫獄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決的)都派上用場!甚至公然去搶來，逼良爲娼!或者乾脆誣陷良民爲盜匪，以便將家屬收爲官窯子!更妙的是：王安石變法時，一切都公賣，酒是其中之一。爲了賣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賣酒用妓作樂”!《都城紀勝》書裏說：
“官庫則東酒庫、南酒庫、北酒庫、上酒庫、西子庫、中酒庫、外庫、東外庫，每庫皆有酒樓。若欲美妓往官庫中點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隱庇推脫。須是認識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這就是酒家的前身。現在中國人很難知道：酒家原來是官辦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銷政府造的酒，“以充國用”。這是一位立身謹嚴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別人請他吃飯以妓作陪時候，拒絕入席;但他卻和管仲一樣，爲了“以充國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見”，使政府大吃其軟飯。這些大政治家的舉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諺語--“偉大的人有偉大的錯誤”。
難乎爲“妓”——以充文用
官妓演變到明朝，有了嚴格的發展，《國初事蹟》記明朝公娼情形說：
“太祖立富樂院，令禮房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許入院。只容商賈出入院內。”這是很清楚的“公務員金字上酒家”模式。但這種禁令有效?
《五雜俎》的記錄，有了以下真相：
“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輒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爲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國初猶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軔(左邊爲牛)裏幹(門中幹字)。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這段文獻，透露了兩種“家居”情況：第一種家居，是“縉紳”先生在家裏叫姑娘，姑娘做應召女郎;第二種家居，是姑娘在家裏接客，姑娘做陶公館式私娼，兩種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其實，明朝這種知識分子與妓女的情孽，本是淵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爲流行。唐朝知識分子以走動秦樓楚館爲正業之一，從元白到李杜，無一例外。在杜牧的詩裏，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飲贈官妓”“娼樓戲贈”的作品，從這些結果看，中國娼妓不但達到了“以充國用”的特殊效果，又給中國飲酒作樂的知識分子“以充文用”，風化出他們筆下的文學。流風所及，文人幾乎無一不跟娼妓飲酒作樂，寫詩漫愛。這種“飲酒作樂”的特色，本來是“酒家”與“妓女戶”二合一的，到了現在，形式上已經一分爲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時代，已經完全遠去，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設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