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話成爲了中國數千年歷史最精闢的概括。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三國時代之所以引人興趣，恰在於它將中國歷史上的分合治亂演繹得淋漓盡致。三國之始的漢末大亂，幾乎將中國朝代走向衰亡的種種昏亂黑暗一網打盡：桓、靈二帝成了昏君的代名詞;外戚干政與宦官專權如虎如狼，率獸食人，致使天下魚爛;黃巾軍挾宗教之力趁勢煽惑人心，揭竿而起，可以說是每一個朝代走向土崩瓦解的標配。
亂世中英雄的崛起，也如風雲際會一樣順理成章。董卓的殘暴、王允的計謀、呂布的英勇，本已經讓人見識了三種全然不同的英雄豪傑的人格，然而他們卻如流星一般迅速劃過天際，將更廣大的英雄舞臺留給漫天的燦爛星斗。劉備、關羽和張飛的結義，成就了後世義氣幹雲的英雄神話;曹操的狠鷙險謀，塑造了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奸雄形象。隆中一對三分天下，應變謀略出神入化的諸葛孔明，則成爲智慧的究極代表;與之相對的司馬懿，猜疑多疑，雖然在與諸葛亮的智謀對決中屢戰下風，但卻最終憑藉忍耐與權謀生生耗盡了對手的生命，並最終將戰場上的下風轉化爲權力場上的上風，最終剷除異己，讓自己和他的後代子孫成了權謀天下的最終勝出者。
1994版《三國演義》裏的諸葛亮怒罵王朗的劇照，這張劇照加上諸葛亮的臺詞“我從未見過有如此厚顏無恥之人!”已經成爲當下最流行的表情包。
在這些閃耀的明星之外，還有衆多炫目的羣星，時時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發出耀眼的光芒：孫策、趙雲、馬超、黃忠、姜維、周瑜、法正、曹真、張遼，乃至於膂力過人的典韋，都以他壯烈的死亡，給人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
這樣一個英雄應時而出的風雲亂世，這些英雄恰好又分附歸屬於三個互相對峙的政權，戰場上的激烈與宮廷中的陰謀如明暗相生而相應，就像魯迅道破的那樣：“三國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樣紛亂，又不像楚漢那樣簡單;恰是不簡不繁，適於作小說。而且三國時底英雄，智術武勇，非常動人，所以人都喜歡取來做小說底材料”。
三國從歷史成爲傳奇之後，更塑造了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北宋文豪蘇東坡在他的隨手筆記《東坡志林》中寫道：“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尊劉貶曹，喜仁厚而惡奸詐，這種樸素到天真的非黑即白的正義觀，千載之下，仍然潛藏在民衆的心靈深處。
三國的熱潮，直到今天仍然熱度不減。三國中的英雄人物是銀幕上絕對的寵兒。曹操、劉備、關羽這樣的蓋世英豪自然有自己專屬的影視作品，即使是像司馬懿這樣一直給諸葛亮當對手配角的人物，也有了自己爲主角的熱映劇集《軍師聯盟》和《虎嘯龍吟》。不久前，中日兩國更是相繼推出了兩部以三國爲題材的奇葩影視作品《三國志新解》和《真·三國無雙》。但就像史學家呂思勉所說的那樣：“文學固然有文學的趣味，歷史也有歷史的趣味。”我們將以三國時代中並不出衆的三個人物，董卓、法正和曹真，在他們生命中重要一年的經歷和抉擇，剖開這場亂雲飛渡的宏大史詩中背後的“真·三國志”。
《三國演義》中最爲後人討論的一個場景是劉備伐吳的時候，諸葛亮在勸諫無果之後感慨了一句——如果法正還活着，必定有辦法阻擋主公伐吳。在劉備集團中，法正似乎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三國演義》中講述法正事蹟的只有兩件事情，一個是劉備入蜀時倒戈投靠，另一個是與黃忠配合攻佔定軍山。那麼，歷史上的法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謀士呢，他在哪些方面上的特質能夠讓自己在劉備那裏獲得看似比諸葛亮還要高的信任感呢?
法正爲何幫助劉備入蜀
建安十六年(211年)，三十八歲的法正，來到了人生命運的轉折點。這位來自長安三輔之地(右扶風)的世家子弟，已在成都安穩居住了十餘年。現任益州牧劉璋是一位舉世公認的闇弱之人，只求偏安一隅，幾乎沒有對外擴張的野心。流亡至此的法正，便在新都令與軍議校尉這類閒職上蹉跎歲月，碌碌無爲。
《後漢書·法雄傳》裏記載有關中法氏的輝煌歷史。他們是戰國田齊王族的後代。秦國滅齊後，田氏子孫不敢再用舊姓，其中一支遂以齊襄王田法章姓名中的“法”字爲姓。西漢宣帝時，法氏被皇權強制遷往三輔，自此“世爲二千石”，成了當地有名的高門望族。中平五年(188年)，法正已是十二三歲的少年。那是東漢帝國維持表面平靜的最後時光。次年，外戚何進謀誅十常侍失敗，袁紹等引董卓西涼軍進入洛陽，天下隨之陷入前所未有的動盪。再次年，董卓爲避關東聯軍鋒芒，摧毀了洛陽城，挾持漢獻帝西遷長安。建安初年，年約二十的法正離開關中前往川蜀避難。
法正來到成都時，益州也剛剛經歷了一場戰亂。益州牧劉焉在興平元年(194年)去世，其子劉璋繼位。西涼武人控制下的長安朝廷不願承認劉璋，另派了一位扈瑁爲益州刺史。扈瑁自長安入漢中，得到了荊州牧劉表和部分益州將領的支持。戰爭由此引爆。按王粲《英雄記》的說法，益州的豪族大姓們在這場戰爭中集體站在劉璋的對立面，原因是其父劉焉當年空降益州，重用自南陽、三輔流入的數萬戶外來的“東州人”，以東州兵對益州長期實施高強度汲取，益州百姓怨聲載道。巴郡豪族甘寧拋棄蜀郡丞的職務，起來響應扈瑁反攻劉璋，便有這方面的原因。
1994年版《三國演義》中的法正。
甘寧們被擊敗後逃往荊州。但洶涌的暗流並未止息，東州兵支持劉璋站穩腳跟有功，愈加猖狂地“侵暴舊民”，終於在建安五年(200年)再次激發戰亂。這兩場動亂，讓法正在益州的處境變得很微妙。他來自三輔，自然會被益州人視爲東州集團的一分子，但他晚來多年，與東州舊人缺乏共同的經歷與利益紐帶，實已很難融入其中。《蜀書·法正傳》裏說他“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很不受同鄉歡迎。同時，受了連番衝擊的劉璋也在改變統治策略，致力於政權本土化，也就是收縮東州集團勢力，多起用益州本地人士。法正在東州集團內沒地位，在劉璋的新政版圖裏也沒機會，“志意不得”，只能與好友張鬆私下吐槽劉璋“不足與有爲”，是個沒有效忠價值的人。既然沒有效忠價值，自然就只肯領受俸祿，不願爲之分憂。建安十三年，張鬆建議劉璋結好劉備以抗曹操，推薦由法正擔任親善使者。法正便極不情願去跑這一趟。
但那趟不情不願的出使，卻激活了法正內心蟄伏已久的魔鬼。他不喜歡避難者的身份，不喜歡微末的閒職，也不喜歡三輔同鄉與益州士人不拿自己當回事的態度。於是，出使歸來後，他告訴好友張鬆：劉備是一個“有雄略”之人，你我應該找機會“密謀協規，原共戴奉”，施展陰謀將其弄成益州之主。
得勢後的睚眥必報
三年後，施展陰謀的機會終於到來。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命鍾繇討伐割據漢中的張魯，成都頓有脣亡齒寒之感。張鬆趁機勸說劉璋將劉備請入益州，並再次推薦法正前往荊州聯絡。法正甫抵荊州，便力勸劉備取劉璋而代之。另據韋曜《吳書》記載，在此之前，法正與張鬆二人已將益州的“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全盤泄露。
法正自此以劉璋使者的身份留在劉備陣營，充當着最核心的謀主。《蜀書·法正傳》裏說，益州人鄭度勸劉璋高溝深壘堅壁清野，劉備聽聞後甚感憂慮，法正卻讓他寬心，稱以劉璋的爲人斷不會採納鄭度的建議。其實，這種對錯五五開的“料事如神”，並不是法正最重要的作用。劉備真正倚重的，是他對益州內部兵力部署、關隘交通與派系衝突等情況的深切洞察。這種洞察，是細緻謀劃多年的結果，最後見於劉備進圍雒城時，法正寫給劉璋的那封勸降信。信中的法正，猶如攤開了益州地圖，面對面站在劉璋跟前，向他一一指出哪些郡縣已經淪陷，哪些郡縣正遭受威脅，哪些關隘已經洞開，哪些勢力正蠢蠢欲動。
建安十九年，劉璋開城投降。重回成都的法正，被任命爲蜀郡太守兼揚武將軍(蜀郡便是益州的京畿)。從前不得志的閒人，搖身一變成了最炙手可熱者。《蜀書·法正傳》裏說，翻過身來的法正，“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由此不難推想，這個來自三輔的避難者，對於給自己提供過庇護的劉璋時代，懷有多麼深邃的怨念。有人將情況捅給諸葛亮。諸葛亮的回覆卻是：主公當年困處公安，狼狽不堪，全靠法正“爲之輔翼”，才“翻然翱翔”有了今天，“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這些話，是在明確認證法正乃取蜀之役的最大功臣。
毫無社會理想的權謀之士
建安十六年的選擇，改變了法正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所有益州人的命運。當戰事塵埃落定，益州百姓們立刻懷念起了那被時人嘲諷爲“闇弱”的劉璋。因爲他們發現，新的益州之主入主成都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一套遠比劉璋時代更爲兇狠的汲取體系來搜刮民財。劉備採納了劉巴的獻策，開始鑄造一種名爲“直百錢”的新貨幣。新錢重量僅相當於舊蜀五銖的3-4倍，法定面值卻是舊錢的100倍。爲保證汲取的順利實施，新政權還接管了成都的市場，控制了物價。
“直百錢”是臨時舉措，益州新主希望高強度汲取能夠常態化。於是，法正與諸葛亮、劉巴、李嚴、伊籍五人，又於同年共造“蜀科”，以漢律爲基礎，制定了一款專門用於管控益州百姓的法律。陳壽說，這款法律造成的結果是“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鹹懷怨嘆”。
“蜀科”的嚴酷基調，是諸葛亮定下的。法正最初不太理解，他覺得“初有其國”之際應該先博取百姓的歡心，何況新政權還是一羣外來者，用寬鬆政策來籠絡本土勢力以獲取支持也很重要。但諸葛亮飽讀“申韓管子”，另有一套邏輯。他告訴法正：劉璋統治益州的手段是與本土大族合作，與之共享權力與利益。有劉璋的先例在前，新政權拿官職、爵位與財富去籠絡，力度再大也顯不出區別，不會讓本土大族真正感激。所以嚴刑峻法纔是當下最需要的，“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嚴刑峻法是一種威嚇，益州民衆被法條狠狠修理過以後，便會知道什麼叫君王的恩典;社會地位是一種誘惑，益州民衆被階層無法維持和提升折磨過之後，便會懂得什麼叫爵位的榮耀。
這番對話凸顯了法正在政治上仍有“不成熟”的地方。但這種不成熟只在制度建構的技術層面，心術層面的法正早已熟得爛透，諸葛亮“每奇正智術”，便是指此。劉備不待見趕在成都破城前跑出來投降的名士許靖，法正卻勸他務必禮遇，理由是這類人虛名流播四海，“宜加敬重，以眩遠近”。劉備欲娶吳氏爲妻，又怕遭人指摘(吳氏前夫乃劉焉之子劉瑁)，也是法正公開站出來解圍，說主公與劉瑁的關係，哪裏比得上晉文公和晉懷公，晉文公可以娶侄子的老婆，主公當然更可以娶同宗的妻子。在法正這裏，原則是不存在的。許靖的真實品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名聲可以拿來利用。劉備與劉瑁的同宗關係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益州讖緯界流傳着吳氏面相必然“大貴”的傳說。
法正是一個智術超羣而毫無社會理想的人。同爲謀主的龐統，會關心“雅道陵遲”，會在宴席上直懟大呼爽哉的劉備，說“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這些東西在法正的身上完全見不到。而這大約也正是法正最受“有雄略”之主喜歡的緣故所在。他於建安二十五年去世，劉備“爲之流涕者累日”，親賜諡號“翼侯”。至於那被從酒席上趕下去、稍後親冒矢石死在雒城戰場的龐統，則早已被忘卻，只能等待後主劉禪的追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