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清朝爲何只用了十幾年就解決了蒙古問題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建州女真對蒙古的統治有其獨特的優勢，是傳統的中原政權無法模仿的。簡單地說就是下層變遊牧爲畜牧，用“盟旗制度”來限制人員流通;中上層用宗教籠絡，打造共同的文化認同，貴族則直接互相和親，達到滿蒙共治的效果。 這種聯繫是如此的緊密，最終在清朝滅亡之後，漢八旗、滿八旗和蒙八旗形成了超越原始民族的新的強勢文化認同，統稱爲“旗人”。
這三條，沒有任何一箇中原王朝願意做，也確實做不到。
首先，實力只是基礎，單純靠實力，是幾乎不可能真的去同化和自己差異很大的草原民族的。
就現代的例子：前南斯拉夫塞爾維亞、波斯尼亞，黑山等等這些地方都不大，也都統一在南斯拉夫下幾十年了。但是當壓力減輕之後，這些小國還是紛紛獨立了。文化不同，宗教各異，這不因爲塞爾維亞具有優勢，其他的幾個小國就會心甘情願地聚集在塞爾維亞周圍抱團取暖。
在清朝之前，中原王朝對草原的政策不外乎三種：拉一派打一派，保持平衡，隋唐前期等中原王朝強盛的時候都是如此;有限的低烈度戰爭，在邊境搞緩衝區，通過軍事威懾和經濟貿易來控制對方，宋朝和明朝後期都是如此;窮天下之物力，畢其功於一役，打出幾十年的和平，漢武帝、隋煬帝都是這麼想的。
問題在於這三策，都需要中原王朝能鎮得住場面。就算是最不堪的南宋，也在穩住陣腳之後，和金朝取得了戰略上的相持地位。唐朝在太宗和高宗時期，對草原的控制力也是非常強大，突厥、突騎施、薛延陀……草原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誰冒尖就打誰，但是又如何呢?草原上的人口源源不絕，不斷的在互相的遷徙、仇殺中養蠱，打掉一波又養出來一波，唐朝的鐮刀再快，也有割鈍的時候，等到武則天上位，清洗了一大波名將之後，突厥果然就死灰復燃了。
因爲這三策，都依然還是區分“敵我”的。以術馭人，必然是貌合神離。拳頭大能壓服一時，不能壓服一世。如果做不到把原住民徹底趕走，那麼想要真正的降服，那麼就需要模糊“敵我”的概念，讓雙方能夠存在除了“我打不過你，暫時拜拜你討點好處”的想法，還能有思想文化上的認同。
在入關之前，皇太極就經常號召“滿蒙一家”，以滿洲與蒙古族相近文化、宗教習俗來達到拉攏臨近蒙古部落。而蒙古確實和建州毗鄰，如果建州兵要入關打秋風——或者說要生存，就一定要和蒙古搞好關係。
對中原的皇帝而言，蒙古歸根結底只是邊患，而對後金來說，這關係着生死存亡。所以後金的皇帝更願意下本錢來拉攏蒙古，而本來後金和蒙古確實相對比較接近，早期設計滿文的時候，就借鑑了很多蒙古文的寫法。到了康熙朝，就有了“興黃教以安蒙古”的說法。蒙古貴族和牧民對黃教喇嘛的尊崇是天然的，而清朝的皇帝也確實就能把黃教的喇嘛請到宮廷裏面來講經，包括自己都可以皈依灌頂。
在實際行動上，清朝皇帝也給了喇嘛超然的政治和經濟的地位，牢牢地把蒙古人都信奉的宗教，和自己捆綁在了一起。在血緣同化上，滿蒙和親的力度遠超漢唐。漢朝和唐朝的和親是單向的，無非是定期送一些公主給草原的頭領，中原的皇帝當一個掛名的岳父，僅此而已。
而當中原強盛的時候，很多草原頭領也願意娶公主，當了皇帝的女婿，統治的合法性就強了一些。當中原弱勢的時候，送公主就不那麼有用了——因爲你送了，人家繼續來搶，也沒什麼辦法啊。
滿蒙的和親則是互相的。皇帝會娶蒙古人做皇后，皇后的孩子可以做下一任皇帝，而蒙古貴族王公也能討到清朝的格格做福晉，生的孩子同樣繼承家業。幾代人下來，蒙古上層和滿清上層通通都是親戚，是真正的從制度到血緣上的“滿蒙一家”。而滿蒙又都人少，作爲佔據高層的少數族裔，都面臨着共同的壓力，所以蒙古沒有和滿清內訌的動機。
事實上，蒙古對滿清的忠誠，確實貫徹了清朝的始終。有了文化認同，有了血緣羈絆，接下來就是盟旗制度了。草原的活力在於遷徙，在於人口不斷大規模流動中的殘酷衝突，在血與火之間誕生出的強者，也獲得了和中原王朝掰手腕的能力。盟旗制度恰恰就是限制了牧民的遊牧範圍，改遊牧爲畜牧。同時這種固定範圍放牧，有穩定據點的政策，也讓疊牀架屋的官僚體系成爲了可能。
那麼這意味着草原民族獨特的粗放式管理優勢也沒有了，草原上本來就不多的資源，又要分出去來供養盟旗的官僚，而這些官僚的權力，來自於中央。這樣就把中原和草原之間的地域矛盾，變成了盟旗內部的階級矛盾。
盟旗制度雖然是最實質性的，但是沒有前面說的蒙古中上層和滿清在文化和血緣上的認同，是執行不下去的。因爲底層的牧民沒有頭領，歸根結底是需要貴族帶着他們和中原王朝幹。而清朝狠的地方，就在於真的能夠放得下去身段來進行宗教、文化和血緣上的融合。這一點上，不得不承認清朝統治者是有一些“外邦人優勢”的。
很多事情是清朝的皇帝可以做，但是宋明的皇帝不能做的。比如尊崇儒學，如果是清朝皇帝來做，儒臣們就會感恩戴德，覺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尊重;但是如果是明朝、宋朝的皇帝做，儒臣們會覺得理所當然，並且還可能挑刺。
在尊崇喇嘛教這個事情上，如果是明朝的皇帝天天請喇嘛給自己講經，還要自己皈依黃教灌頂，儒臣們估計要紛紛諫言了，但是在清朝這就是理所當然的。儒學對唐宋明的皇帝來說，是雙刃劍，一方面創造了皇帝繼位合法性的來源，同時皇帝也受到儒學意識形態。
比如夷夏之辯的桎梏;但是儒學對清朝的皇帝而言，則更加徹底的工具化——儒學的好處一個不拉，有的皇帝還能自認自己是“天生聖人，爲君爲師”;但是在具體做事的時候，又可以以自己“異族皇帝” 的身份相當程度上擺脫儒學的影響。
當年王莽做了皇帝之後，要征伐匈奴，大司馬嚴尤有一段名言：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徵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徵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週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徵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
道理已經說盡了，中原王朝能做到的最好的狀態，就是保持相安無事，在自己國力允許的範圍內維持一下秩序。明朝沒有做得更好，也沒有做得更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