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個享國近三個世紀的王朝，儘管其中大多數的皇帝並不像後來的明清皇帝那樣辨識度很高，但仍舊有許多可值得說的當地。唐朝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的世界舞臺中心的位置現已不復存在，但即使如此，戰亂後仍是呈現了兩位較有作爲的皇帝，即唐肅宗和唐代宗，對拯救唐王朝的頹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或許也正應證了富不過三代那句話，到了安史之亂後第三位皇帝唐德宗時，唐王朝又從頭走起了下坡路。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公元779年，唐德宗即位，在位之初也表現了一位明君應有的作爲。在當時的唐朝除後出現的藩鎮問題外，還有就是隋朝起實行的租庸調製度已經走向了盡頭。租庸調製度規定每丁每年要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稱做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做調;服徭役二十天，閏年加二日，是爲正役，國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則每丁可按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標準，交足二十天的數額以代役，這稱做庸。安史之亂後租庸調製度的崩潰並不在於這一制度的本身，而在於和其配套的均田制出現了問題，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把土地分給無地的新增人口了，北魏實行均田制是因爲當時人少，而到了唐中期，人口的增長加上豪強大族的土地兼併，政府手中已經無地可均了，換言之就是土地國有制被破壞，小農從受控於國家變成受控於大地主，自然均田制就崩潰了，均田制崩潰，那與之匹配的按人丁租庸調的制度也就推行不下去了，因爲無地者交付不起，而大地主則只繳納與實際財產不想符合的少量稅，爲了解決這種局面，在承認土地兼併即土地私有制基礎上，交地稅的兩稅法也就呼之欲出了。地稅的徵收早已有之，而楊炎所做的只是將其制度化，兩稅依戶等納錢，依田畝納米粟，不再分原籍，只要在當地政府的管轄下，在當地有資產、土地，就算當地人，上籍徵稅。兩稅法的實行雖然是迫不得已，甚至在後來也名存實亡，但卻在當時起到了充盈政府財政的巨大作用，使得唐德宗統治前期呈現了繁榮的局面。
不過好景不長，雖然楊炎是從被貶的流放地調入京城輔佐德宗，並在次年被拜爲宰相，然而楊炎後來的行爲已經遠遠沒有實行兩稅法時的那股精神了，而是開始以公濟私，最終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唐王朝的國運。由於楊炎在唐德宗的父親唐代宗時期因爲元載一案受到迫害，於是在拜爲宰職後開始翻舊賬，造成了大量官宣不合理的升遷貶謫，搞得朝廷烏煙瘴氣。這些唐德宗看在眼裏，但鑑於楊炎兩稅法緩解了財政問題，唐德宗還是忍了，但最終還是發生了一件讓唐德宗忍無可忍的事件，那就是劉晏案，楊炎因爲私仇誣陷劉晏要造反，最終唐德宗下詔賜死劉晏。而這一件冤案後來在整個朝廷掀起了很大的波瀾，而爲了擺脫關係的楊炎最終竟直接把這一件事的干係全部甩給了唐德宗，大有後來陳新甲和崇禎的感覺。後果可想而知，楊炎喪失了獨攬朝政的地位，唐德宗開始重用與楊炎有私人恩怨的盧杞，而楊炎最終也終於被盧杞抓到把柄，最終以在王氣之地建家廟爲由，被唐德宗流放爲崖州司馬，流放途中，宦官秉承德宗旨意，將楊炎勒死，由此楊炎結束了一生起伏不定的仕途，也暗示了德宗一朝未來的命運。
公元805年，唐德宗去世。留下了一個重病在身的太子繼任爲帝，是爲唐順宗，期間爲了解決其父親留下的宦官和藩鎮問題，也試圖以劉禹錫，柳宗元等人蔘與的王叔文變法挽回頹勢，但一切正如唐王朝的國運一樣，終究只是徒勞，而唐王朝也即將邁入其最爲黑暗動盪的九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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