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古代歷史如何選擇站隊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在爾虞我詐的古代政壇裏，“站隊”絕對是一門藝術。
每當遭遇政治風波時，身處其中的每個份子都要及時表態，選擇自己的隊伍，並及時向長官表示忠心。在官僚制度落後的封建社會，這種態度是相當重要的。
對於上位者而言，一切不站在自己一方的政客，包括那些含糊其辭的中立者，都會被默認被劃分到敵對的一方。政敵自然是需要消滅和打擊的對象，所以及時站隊，並站到正確的隊伍中，是古代政客必備的能力，亦是一種關乎未來發展甚至是身家性命的本事。
那麼，如何向上位者表態?
這是相當考究的學問，我國已有數千年的政治史，所以表態的方法也被開發出成千上萬種。其中有一些有效的方法，經歷代政客親身實踐，被證明是政壇上最經典的政治手段，亦是在政壇中明哲保身的必備法則。
第一種表態方式，也是最經久不衰的一種，就是與政敵劃清界限。
只要我站在政敵的對立面，那麼，自然會與上位者站在同一陣營。畢竟，“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個道理放之四海而皆準。因此，在古代有許多政客在向上位者表忠心時，便會對其政敵表現出勢不兩立甚至排擠打壓的態勢。
例如，武周王朝的女皇帝武則天在位期間，有七個舉足輕重的高官被套上了重罪，按照唐律理應處以極刑。考慮到這些重臣被處死會對武周統治造成不良影響，所以武則天便寬恕了這些罪臣，將處罰改爲發配邊關。
在這七名獲罪的大臣中，有個叫崔宣禮的高官，他有個叫霍獻可的外甥，也在京城擔任要職。正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舊社會“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風氣十分盛行。外甥這一層親緣關係，按照古代的禮教觀念來看屬於未出五服的近親。因此，當崔宣禮獲罪時，霍獻可的政治地位就變得岌岌可危了。
可以說，武周皇帝對崔宣禮的懲戒，將直接影響到霍獻可的前程。至此關鍵之際，霍獻可就演了一出相當精彩的政治秀，所用到的手段就是與舅舅劃清界限。聽說舅舅崔宣禮被武則天寬恕後，霍獻可立即上朝啓奏武皇帝：“倘若陛下不能將罪臣崔宣禮處以極刑，我便要以頭撞柱，死在陛下面前!”說罷，就用腦袋去撞大殿上的柱子。
武則天雖然是女皇帝，但說出的話一樣是金科玉律，既然，已決定寬恕崔宣禮，就自然不會收回成命再將其處死。因此，霍獻可的請求沒有得到批准。當然，對於霍獻可來說他的目的已經達成了，舅舅是否被處死不在他考慮範圍內，只要能通過這種方式與舅舅劃清界限，保證舅舅的罪行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前途與發展，這就足夠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後來的幾年裏，霍獻可經常用彩色的緞帶包裹自己受過傷(撞柱子)的腦袋，以此來展現自己對女皇帝的忠心。
唐德宗在位期間，朝廷有個叫李晟的名將。瞭解晚唐史的朋友都知道，李晟是愛國將領，亦是扶大廈於將傾的大唐棟樑。不過，這一切都是後來被驗證的，在他成爲中流砥柱以前，他亦進行過一場出色的政治表演。
與前文中提到的霍獻可不同，李晟的表演對象並非統治者，而是勞苦大衆。畢竟，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人民羣衆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想要讓老百姓去信任一個將軍，一場出色的政治秀是必不可少的。
當時李晟的一家老小都在敵佔區，生死未卜。李晟的敵人朱泚想要拉攏李將軍，於是，便讓李晟的親家去找李晟，向他通報家人平安無事的消息。按理說，這種情況無可厚非，畢竟李晟的家人都是平民百姓，報個平安再正常不過了。
然而，這種事如果讓老百姓聽說了，其性質就不一樣了。李晟的家人是軍屬，這種情況在人民羣衆看來豈非通敵賣國?考慮到此事有可能引發的惡劣影響，李晟做了一個沉重的決定，那就是當衆處死來保平安的親戚。
爲了劃清界限，李晟將處死親家的場面弄得人盡皆知，還在行刑時正氣凜然地表示：“我李晟的親戚居然做了奸細!”一語既出，圍觀的人民羣衆拍手叫好，紛紛表示李晟將軍乃大唐棟樑，是個爲了大義六親不認的愛國者。就這樣，李晟收穫了民心。
通過劃清界限來表態，關鍵在於要對敵人儘可能地狠。不過，凡事不可太過，一般來說達到演出目的即可，若表演得太浮誇，也容易取得反作用。接下來這個例子仍發生在唐朝，主人公便是李治朝的高官高真行。
不得不說，高真行這個名字取得相當有意思，他的處事風格正應了他的名字，真行。高真行的長子高政曾在東宮擔任典膳承，就是專門負責太子膳食的小官。因爲一場政治風波，太子被捲入一起謀反案中，被廢掉了太子之位。
太子垮臺之後，在東宮裏當官的大小官員都遭了殃，紛紛遭到牽連。考慮到高真行是當朝要員，李治便將高政送回高府，讓高真行自己拿主意。高真行見老大想看自己表態，於是，便準備了一出大戲。
就像先前我們說的那樣，劃清界限這種事，如果做得太過就容易起到反作用，高真行爲了向李治表達自己的熾烈忠心，在兒子高政跨進家門的那一刻，便抽出刀子抹了兒子的脖子，那場面別說有多震撼了。
這還不算完，高真行的兄長，時任戶部侍郎的高審行，繼高真行之後又用刀子捅進了侄子的心窩。最後，高政的侄子高璇用刀子割下叔叔的腦袋，然後高家人將涉嫌謀反的太子黨高政丟出門外，以示此人與高家毫無瓜葛。
其實，從李治的立場來看，他未必想要了高政的命。畢竟，明眼人一看便知，典膳丞在東宮中的地位不算高，基本不會參與到核心決策中，所以太子謀反這件事未必與高政有關。李治之所以將其放還，多半是想賣高家兄弟一個人情，讓他們將高政懲戒一番。
但沒想到，這一家人冷血如斯，竟爲了與太子黨劃清界限，將血肉之親殺之後快。這件事傳到宮裏後，李治被嚇壞了。後來，李治便挑個機會將高真行兄弟貶離京城，打發到地方當官了。或許在高宗看來，這樣冷血無情的傢伙留在身邊，纔是最大的禍患。
高真行的行爲，爲後世的政客敲響了警鐘。
劃清界限，的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政治表演，但這種表演需要考慮到尺度，倘若尺度過大，非但無法達成表態的目的，還容易適得其反。
當然，與劃清界限這種通過傷害他人來表明自己立場的方法相比，還有一些不那麼缺德的表態方式，同樣能夠達成表忠心的效果。
時間來到南宋，當時有個地方官叫蹇材望，是湖州地區的“二把手”。宋代的情況大家都比較瞭解了，先是靖康年二帝被金人擄掠北上，後來好不容易與金合議換來一段和平光景，又趕上了蒙古崛起。
蒙古橫掃金朝之後，大宋便首當其衝，成爲蒙古侵略者征討的對象。在這種國難當頭的當口，大宋王朝的君臣都很憤慨。尤其是隨着程朱理學的興盛，當時的人們都很看重表態。吵得越兇，演得越像的，越會被統治者視作忠心耿耿的中興大臣。
在這種不良風氣的影響下，蹇材望另闢蹊徑，從“道具”上下足了功夫。蹇材望用錫製作了一面牌子，上面雕刻了“大宋忠臣蹇材望”七個大字，隨後，又將牌子掛在脖子上，還在上面拴了兩塊銀子。
蹇材望逢人便說：“如果我死在蒙古人手中，請用這兩塊銀子當作我的喪葬費，並在我的墓碑上寫下‘大宋忠臣蹇材望’的墓誌銘。”蹇材望的行爲爲他博得了美名，當時的皇帝真的以爲他就是這世上絕無僅有的死忠之士，大臣們也都對蹇大人的高義傾佩不已。杭州的老百姓，更是將蹇材望的事蹟爭相傳誦。
然而，後來蹇材望是否真的以身殉國了呢?
並沒有。
在蒙古人打到南方以後，南宋覆滅。亂世之中，人們還以爲蹇材望像他說的那樣以身殉國了，還有義士準備尋覓蹇大人的屍首爲其殮葬。沒成想，當元朝站穩腳跟後，湖州新上任一位漢人同知，此人正是失蹤多時的蹇材望。原來，在蒙古人打過來的時候，此人便已做好了開城投降的準備。元兵還沒攻城，他便丟下那塊錫牌投降啦!
這些政客的政治秀還真是令人唏噓，也讓人看到了封建官僚的無恥嘴臉。這些人的行爲，難怪一些外國哲學家會將“舊社會的政客”視作“骯髒的利益傀儡”，這句話放在封建政客的身上可謂相當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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