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提到唐朝詩人的雅號，大多以李太白“詩仙”出塵，杜子美“詩聖”沉鬱，王摩詰“詩佛”禪靜爲先，此三人爲盛唐一流詩人之翹楚，因此也廣爲大衆熟知。至於“詩骨”、“詩傑”、“詩狂”、“詩星”、“詩魔”、“詩鬼”、“詩囚”、“詩瓢”這些雅號，雖然同爲後人所贈，畢竟因爲詩人本身名氣的緣故，用來指代不爲人共知，所以也不常使用。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但是能夠在詩史得到類似於“私諡”(非官方認定)的雅號，證明這個詩人的成就已經非常高，只不過這種稱號都是從文人或者民間看法而來，帶有一定的侷限性。比如王維的“詩佛”就只代表了他晚年時期部分作品的特徵，完全無法反映他在盛唐詩壇蔚爲大觀，在很多方面都光照後來者的成就。
所以，爲什麼稱陳子昂爲“詩骨”，歷來就有很多說法。但是一經提出，就變成了“六經注我”，大多是爲了證明他適合這個稱呼去他的性格、成就中尋找證據。
說得最多的就是陳子昂的個人性格。畢竟作爲武則天的諫官，挑毛病是他的職責。而初唐魏徵、虞世南留下來的直諫遺風很顯然還起着很大的作用，這個時代的大臣們還不都是阿諛奉承之輩，敢於說話、寧願被處罰也要直言仍然是被文人世子所敬重的處世原則。
陳子昂就是這麼一個文人，以至於遭到武則天的嫌棄，兩次發配從軍，最後在丁憂期間被權臣武三思指使下獄殺害，年僅四十二歲。其實他的前輩們直言敢諫，都是安然榮華，爲什麼到了陳子昂這裏就橫死了呢?這是時代大勢的變化。武則天爲天下之先，要以女性地位稱帝，在輿論、人心各方面都要加強管控，當然這也是太宗遺風。
諫官不再直言，史官不再直寫，就是從初唐始，雖然唐太宗能容得下魏徵、虞世南之流，但那也是他個人風度。集權、獨裁的制度逐漸完善、門閥政治的逐漸消亡，讓身爲最高領導者的人逐漸不再接受諫言——至少從心理上已經開始拒絕。
而陳子昂依然恪守着敢言天下事，敢論天子非的“文人死諫”原則，最終也算是“死得其所”，就這一點來看，着實是骨氣錚錚。
但以詩論雅號，雖然於個人品性有關(宋之問之流詩才極高，但人品太差)，但畢竟還是要以作品說話。
提到陳子昂的作品，自然是《登幽州臺歌》和他的《感遇三十八首》，因爲當時格律體仍未形成，所有他的作品都是古風。特別是《登幽州臺歌》，屬於典型的擬古，雖然因爲句子少爲今人熟悉並喜愛，實際上在當時詩歌走向格律化的大潮之中，陳子昂的這種復古在內容上是雅正的，但是在形式上是有些過於復古，缺乏新時代的氣息。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這是不是讀起來類似於《楚辭》、《垓下歌》、《大風歌》這些作品呢?順便說一下，這首詩實際上也是押韻的，者發“zhǎ”音。
那麼陳子昂被稱爲“詩骨”是不是因爲他的作品呢?有關係，但更重要的原因卻並非如此。確立陳子昂在初唐詩人羣中超然卓立地位的，是他的一篇小文章。我們稱他爲初唐詩文改革運動的“旗手”，也是因爲這篇小序《修竹篇序》。他在這篇文章中總結了齊梁體的問題，併爲盛唐詩人指明瞭詩歌在內容方面的未來方向。
我們今天提到初唐詩風歸正，離不開初唐四傑“王楊盧駱”和陳子昂，是因爲杜甫的《戲爲六絕句》對初唐四傑的詩風路線正確一錘定音。但是實際上我們仔細通讀這些詩人們的作品，並結合初唐文史的發展，就會發現，初唐四傑在文風上對齊梁體猛烈批判，但是作品卻齊樑之風甚濃。這就有點說一套、做一套的味道，其原因有可能是變化伊始，這些詩人意識到了問題，但是一下子改不過來。
也可能是因爲當時的高官大儒，基本上是隋朝大儒王通的學生，本來就對這種華麗文風深惡痛絕，如禮部侍郎裴行儉，相當如組織部長。而王勃的《上裴侍郎書》，裏面不僅把南朝齊梁體說得一成不是，還波及到曹植，甚至漢魏的詩，以此顯示自己對齊梁體的深惡痛絕，這當然是討好高官的上進表現。而王勃的詩，實際上大都是南朝風範，當然有進步，也不過就隋詩的套路。
所以，方向雖然是正確的，但他們並沒有去認真思考詩歌文學的發展問題。僅僅是因爲仕途上的出路，不管心中怎麼想，在自薦的時候，都是要把齊梁體作猛烈批判的。
而稍晚一點的陳子昂，纔是真正做出思考和得出論點的詩人，也正因爲如此，陳子昂的詩可能沒有四傑華麗、出衆，但是他在詩歌史、詩文革新上的地位是更高的，稱之爲“旗手”是名副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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