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項羌族人民早年以遊牧爲生，手工業在經濟生活中所佔比重不大，主要有簡單的皮毛、木器、釀酒等家庭作坊式手工業，生活所需的手工用品都是從鄰近的漢族那裏交換獲得。隨着農業的發展，特別是李繼遷、李德明統治時期，西夏社會逐漸向封建社會過渡，党項民衆、統治階層對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量加大，促進了西夏手工業的發展。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西夏立國後，民族區域特色非常明顯的手工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有些產品甚至可以與宋朝的手工產品相媲美。冶鐵業中的兵器與農具的製造，直接推動了西夏政權的發展和壯大。採鹽業成爲西夏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柱。皮毛加工業代表了當時中國的最高水平。活字印刷技術處於領先地位。
從文獻和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西夏在冶金鑄造、皮毛加工、絲麻紡織、湖鹽提煉、陶瓷燒製、木器製作、雕版和活字版印刷等行業有較完備的體系和相當的生產規模，這源於西夏政府的扶植和對宋朝先進手工業生產技術的借鑑。西夏的手工業分官、私兩種，在西夏的行政機構中設有鐵工院、木工院、磚瓦院、造紙院、織絹司、金作司等專門的機構，具體負責冶金、鍛造、建築、印刷、造紙、製陶、紡織等行業的生產管理。
西夏的手工業品主要是爲了滿足統治者奢侈生活需要，並不是爲了商品交換。在西夏國內的手工業者分爲依附匠和自由匠兩大類。依附匠主要是來源於罪犯和戰俘，自由匠主要是西夏民間的個體手工業工匠。有一技之長的手工業生產者在西夏的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
質地優良的紡織品党項羌族是遊牧民族，他們“織犛尾及毛以爲屋，服裘褐，披氈以爲上飾”。在西夏國內有專門的紡織業作坊，西夏的紡織業是在原有的皮毛加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毛紡織業是西夏紡織業中的亮點，既是官營手工業生產部門，又是党項羌族人民普遍的家庭副業。
西夏皮毛加工業的原料主要爲羊毛、牛尾、山羊絨。製成品有：皮帽、皮衣、皮褲、皮袍、皮靴、皮袋、皮褥等。在甘肅武威張義鄉下西溝峴出土的西夏皮靴，用生牛皮製成，皮面上還保存有牛毛。毛製品在西夏的應用也很廣泛，毛氈、毯、褐是良好的防寒保暖材料，党項人用它做成氈帳篷作爲冬暖夏涼、移動方便的居室，毛制服飾既可以防寒又可以防雨雪。
西夏滅國之後，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到過西夏故地額裏哈牙(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城)，他在遊記中寫道“城中製造駝毛氈不少，是爲世界最麗之氈。亦有百氈，爲世界最良之氈，蓋以百駱駝毛制之也”，間接地反映了西夏毛織手工業的水平。
除傳統的毛織業外，西夏還有絲織業、麻棉紡織業存在。西夏地處祖國的西北邊陲，但是境內也出產桑蠶。據《水經注》記載，“河水以北薄骨律鎮城(今寧夏靈武市)，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以桑果餘林，仍列洲上。”《資治通鑑》在描繪唐朝時期的隴右地區時也說“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者無如隴右”。
如此豐富的桑蠶資源，爲西夏的絲麻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西夏的絲麻紡織品種多，有素羅、紋羅、紗、綢緞、綺、工字綾、異向綾等，西夏人不僅能織普通的絲織品，而且還能織造高級的文錦，其中在西夏陵108號墓出土的茂花閃色錦在中國屬首次發現。在寧夏賀蘭山拜寺口雙塔和拜寺溝方塔出土的嬰戲印花絹、繡花荷包和絹花等，織工細緻、圖案精美。
西夏的絲織品與宋朝的絲織品的織法有所不同，且品種較多，薄厚不一，有粗細之分，有的有皺，有的有孔。棉麻布的生產在西夏也十分廣泛，西夏所統轄的沙州地區，自漢唐以來就以生產棉花而出名，棉布也是當時西夏的普通百姓能消費得起的衣物面料。
另外，從已發現的西夏壁畫中供養人的衣服、木板畫人衣、織物等，清楚地反映西夏的印染業相當發達，印染色彩豐富。
聞名遐邇的冶煉業在目前所發現的西夏文物中，金、銀、銅、鐵類文物佔了較大比例。據西夏文百科全書《聖立義海》記載，西夏“西邊寶山，淘水有金，熔石煉銀、銅”，說明了在西夏境內產金、銀、銅。但實際上，西夏的金產量並不高，主要還依靠從外進金來從事金手工業生產。西夏在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臨河高油坊西夏城址中出土的金蓮花盤、刻花金碗、金佛像、金剔指等，寧夏境內出土的銀碗、銀鉢、銀盒、銅牛等，工藝十分精湛，反映了西夏很高的冶煉、鑄造、雕刻、拋光、鎏金工藝水平。
西夏境內的鐵礦資源豐富，尤其是橫山一帶土地廣袤，千里沃壤，人物剽悍善戰，多馬且有鹽鐵之利，西夏人恃以爲生，這成爲西夏冶鐵業發展的基礎。由於西夏是以武立國的國家，很重視軍器製造，因此，西夏的冶鐵手工業主要用於生產工具和軍器製造。
西夏鍛造的兵器在當時很有名氣，在宋朝人的眼裏，“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祕色，皆爲天下第一”。北宋將領曾這樣讚歎西夏將士所穿的鎧甲：“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党項羌人的冶鐵已採用豎式風箱，這在當時是一種先進的工藝設備。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畫鍛鐵圖，畫面上兩個人手扶鐵錘，密切合作，正在鍛打鐵具，十分生動地描繪出西夏冶煉工人的勞動情景。冶銅是西夏冶煉手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夏的銅器製造分打、鑄兩種。
目前出土的銅器有銅牌、銅鏡、銅刀、銅門釘泡等。1956年在內蒙古自治區伊金霍洛旗發現的西夏文銅方印，印的背面用西夏文標有“奲都五年”(1061年諒祚年號)，印文是西夏文“首領”二字，製作精細，是迄今所見最早的西夏文印。昔日西夏都城興慶府的名剎承天寺，現在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博物館，當年的佛殿如今陳列着很多珍貴的西夏文物。
人們進入展廳，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於西夏陵園101號墓的鎏金大銅牛。這尊臥式銅牛由青銅鑄造而成，長120釐米，重188千克，體形碩大模製澆鑄成型，中間是空心，外表通體鎏金，牛屈肢而臥。雙眸遠眺，四肢有力，肌肉突出，體態健壯，形象生動。鎏金銅牛是西夏藝術品的珍品，真實地反映出西夏青銅製造工藝的高超水平，被列爲寧夏一級保護文物，是寧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被定爲國家級文物。
頗具特色的陶瓷製品瓷器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重要發明之一。到了唐代，我國的制瓷技藝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享有較高的聲譽。進入宋朝以後，制瓷業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制瓷技術日益精湛，產生了幾大名窯。
宋瓷的種類繁多，從生活用品到工藝品，千姿萬態，藝術價值頗高。像以前被譽爲“絲綢之國”一樣，此時，中國又被稱爲“瓷器之鄉”。china一詞，就有“瓷器”之意。由於各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宋瓷也傳播於西夏境內，瓷器成爲西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制瓷業是西夏的重要手工業之一。
目前發現的西夏陶藝多數保存完好，其出土地點廣泛，反映了西夏具有發達的陶瓷業。從瓷器的形制和質地來看，西夏的瓷器製造業比起中原宋朝的瓷器製造業雖有遜色，但也具有一定的水平，其中以燒製白瓷、褐釉瓷、黑瓷和青瓷爲主。器物的種類有碗、碟、瓶、盂、缸、爐、壺、漏斗等生活用品，有硯臺、硯滴等文房用品，有象棋子、圍棋子、牛首壎等娛樂品，有人物、動物、猴麪人身、觀音送子等塑像，有紡輪等一些生產用具和兵器，有如意輪、金鋼杵、法傘、念珠、蓮花座等佛教器物，還有其他各種建築構件和飾品。
我國在寧夏、甘肅、陝西、青海、內蒙發現的西夏瓷器有數十種、上千件之多，其中高足器和剔花品種是西夏瓷器的顯著特點。在西夏境內有專門燒製瓷器的窯址，1984年～1986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寧夏靈武發現了西夏時期的窯址。另外，在寧夏賀蘭山插旗口內也有一處窯址，所燒白瓷僅在西夏陵區的陵邑遺址中有所發現，這很可能是一處專爲西夏皇宮燒製瓷器的祕窯。
在青海和甘肅河西走廊一帶也存有西夏瓷窯。西夏的大部分民用瓷器都是自己燒製的，這些瓷器生動傳神，神態各異，工藝精湛，在模仿中原瓷器的同時，也體現了鮮明的民族特色。扁壺就是其中最爲突出的一種。
西夏陶瓷器生產的另一特色是有大量的釉陶建築構件。在西夏王陵的遺址、西夏宮殿遺址中殘留了許多琉璃瓦片。可惜的是，在蒙古軍的毀滅性破壞下，宮殿和陵園的原貌已無法知曉，我們只能從出土的各種建築構件中想象它們曾經碧瓦重檐、裝飾華麗的昔日輝煌。
建築業 西夏的宮殿、官府等官式建築已蕩然無存，僅留下幾處佛塔廟宇、王陵和一些宮殿遺址，如今我們只能從這些殘存的建築構件中來探討西夏建築所體現的文化意義和特點。在寧夏銀川市西北約70公里處的賀蘭山水溝口，有一處規模宏大的宮殿遺址，綿延約10餘里，隨着歲月的流逝和風雨的侵蝕，建築的主體早已不在，但從殘留的臺基、垣石、踏步等來看，此建築自下而上依山體築成階梯狀，匠心獨具，格調天成，上下錯落有致，高達50餘米，十分壯觀。
可以想象，在當時這是一座多麼高大別致、富麗堂皇的宮殿，它就是西夏景宗李元昊爲其愛妃沒氏所興建的離宮。離宮是西夏皇家建築中的一種，除了宮殿建築之外，西夏的皇家陵墓——西夏王陵和境內衆多的佛塔建築也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西夏建築業的水平相當高。
一般來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建築大體分爲兩類：一是官工建築，包括宮殿、壇廟、衙署、兵營、陵墓、苑囿、王府、權貴宅第等;另一類是民間建築，包括民舍、作坊等。歷代統治者在制定典章制度時，都要用法律形式將官民建築的形式和規模確定下來。宋代成書的《營造法式》，詳細地記述了官式建築的設計、施工、用料等，對宮殿建築的形體、構件和細部裝飾處理都作了嚴密的規定。
從西夏的宮殿遺址、現存塔廟和西夏王陵出土的大批建築材料及裝飾構件，如鴟吻、石礎、石柱、方磚、套獸、垂獸、瓦當、滴水等來看，這些構件大都屬於《營造法式》中所明確規定的中國傳統木構架建築體系中官式高等殿堂建築的構件，這說明了西夏王朝在建築上基本承襲了中原王朝官式建築的傳統，例如瓦當構件：唐代因受佛教文化的影響，瓦當多用蓮花圖案，西夏的瓦當滴水的花卉飾紋大多也是蓮花，顯而易見，這是繼承了五代到唐朝的建築藝術風格。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規定了佛殿、寺廟、皇宮的建築材料、色澤、規格等，若違律則要受到懲罰，這說明西夏統治者完全接受了中原傳統建築倫理的建築技術規範。
西夏党項羌族原來的居所習俗是“其尾織犛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談不上建築。李德明在興州曾“大起宮室，綿亙二十餘里，頗極壯麗”。李元昊正式立國之後，西夏的建築業也隨着統治階級奢侈享樂的需要而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西夏在建築風格上多受中原唐宋王朝建築文化的影響，這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在其中的。
從唐到宋的幾個世紀中，党項羌族人民從青藏高原一帶遷居到西北地區，他們長期與漢族雜居，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而多有變化。另外，党項拓跋李氏在唐、五代至宋初受到中原王朝的加封，世代爲官，他們的漢化程度更甚於其他党項羌人。爲了建國立邦，党項拓跋李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地向中原王朝學習，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建築業。因此，西夏建築的特點是“雜用唐宋，兼而有之”。
西夏的建築也有自己的標誌性特色。屋身構件中的人像支座，質地爲紅砂岩，底部平整，雙目圓睜，高顴塌鼻，闊嘴厚脣，袒胸露乳，雙手扶膝，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是西夏標誌性建築構件之一。還有西夏王陵出土的琉璃和灰陶的鴟吻，形狀爲龍頭魚尾的神獸，龍頭上齶翹起，背飾魚鱗，腮飾蕉葉紋。蕉葉紋圖案是隨佛教東傳進入中國的，西夏是較早將這種圖案應用於建築裝飾中的。
西夏王陵將陵臺建成塔形，在中國傳統陵園建築中尚屬於首例，這是党項羌民族在建築中突出民族特徵的標誌之一。另外，西夏的建築也體現了濃厚的宗教情結，建築中較多使用蓮花圖案，迦陵頻伽是佛國天堂中能發出美妙聲音的妙音鳥，西夏王陵就出土了琉璃和灰陶兩種類型的迦陵頻伽，造型獨特，形象逼真，被認爲是西夏建築中具有高超水平的標誌性建築藝術品。
出土的還有許多佛教題材的脊飾構件，這些具有宗教特色的建築構件既表明了西夏對佛教的推崇，繼承發揚佛教文化，又體現了西夏王陵的神聖，構成了西夏建築的突出特點。
興盛的採鹽業 鹽是大自然賜予黃河上游地區各民族人民的厚禮，也是黃河上游地區豐富礦產資源中開發最早的寶藏。千百年來，居住在這裏的人們憑藉着自己的雙手，把地處高寒荒漠的鹽湖變成了養活人們的富源。黃河上游地區的數百個鹽湖像顆顆明珠鑲嵌在黃河以北的柴達木盆地、阿拉善沙漠以及寧夏平原東部。
這一地區的湖鹽儲量之富，爲世界罕見。西夏政權擁有河套鹽池和寧夏平原東部的鹽池，採鹽業是西夏最爲興盛的手工業之一，“西夏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青鹽”，鹽稅成爲西夏重要的經濟收入。西夏的西安州有池產顆鹽，自熙、河、蘭、鄯以西，仰給於此。西夏的鹽州、靈州境內也是鹽池衆多，這裏有一條南北走向的弧形低窪地帶，史稱“鹽川”。
鹽川被長城橫切成兩部分，長城外有北大池、苟池、鄂包池等鹽湖，長城內有花馬池、濫泥池、波羅池、蓮花池等鹽湖。這一片“積滷爲鹽，積鹽爲雪”的寶地，在唐朝時就開發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溫泉池、長尾池、五泉池等。西夏時期，這裏的居民“以販青白鹽爲命”。直到今天，在寧夏鹽池縣境內和陝西定邊縣境內仍可以看到許多雪白的鹽湖灘，而且，其中有部分鹽湖現在還在用於產鹽。
我們可以想象，在千年之前的西夏時期，這裏的鹽產量是多麼豐厚。西夏對鹽實行官營，在中央設置鹽鐵使一職，專管鹽鐵。西夏的鹽除境內人民使用外，還用於和周邊各國的交換。西夏烏池所產的青鹽味道甘美，質量高於北宋解池的鹽，因此，西夏通過與宋的青鹽交易獲利頗豐。
宋朝曾採取封禁政策，致使“戎人乏食，相率寇邊”，而關隴之人也因無鹽以食而人心浮動。慶曆四年(1044年)，宋夏議和時，西夏提出的條件之一就是每年要輸往宋朝10萬石食鹽。宋朝對西夏的其他條件都應允了，唯獨對10萬石青鹽之事未准許。可見西夏鹽資源的豐厚，也反映了西夏與宋朝在鹽貿易領域內的競爭。
當我們到甘肅去旅遊，在甘肅安西榆林石窟的壁畫中，會看到一幅西夏時期的《釀酒圖》，畫上繪有兩位中年婦女，一位坐在爐門前添柴吹火，目光直視爐竈上的釀酒蒸餾器;另一位站在竈臺旁邊，手持陶鉢，回首面對爐門前的婦女，若有所問。爐竈旁邊放着一把酒壺，一個高足碗和一隻木桶。這幅畫生動而真實地再現了當時西夏採用“蒸餾法”釀酒的情景。
党項羌族是遊牧民族，他們日常以肉食爲主，經常活動於曠野之中，酒能幫助溫胃禦寒，因此，酒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飲品。釀酒業在党項羌族中歷史悠久，是西夏古老的傳統手工業之一。早在党項羌族遷居內地之前，他們過着逐水草而居，畜牛、羊、馬、驢以爲生爲食的時候，就已懂得“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爲酒”。
遷居內地後，党項羌族雖然逐漸轉向了半農半牧的經濟狀態，但善於釀酒、飲酒的古老習俗卻一直沒有改變，而且傳統的釀酒業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機，無論河西走廊還是沿邊的山界，到處都有釀酒的作坊。
党項羌族不僅在婚喪嫁娶、聚衆議事、論功行賞、舉兵征伐、出行狩獵、慶賀誕辰、歡度佳節、外出放牧、接待使臣等重大活動時要開懷痛飲，而且在尋敵復仇、閒來無事時也以飲酒爲樂。李元昊“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酒在西夏國內的品種很多，銷量也很大，党項羌人飲用酒的品種主要有大麥酒、小曲酒、馬奶酒、黃酒、粟酒、普康酒(葡萄酒)等。西夏對酒實行嚴格的榷課制度，所有的酒麴都由官府釀造。西夏的釀酒分爲官1釀和民釀兩種，官釀是指各級官府開設的酒務或酒坊。
民間的釀酒必須在官府的同意和監督下進行。首先，必須經過官府的批准才能開酒坊，不經官府批准私自釀酒至百斤的要受到懲罰。其次，還必須使用官府的酒麴，專曲專用，不得轉賣他人。
商業與貿易 農業、牧業、手工業的發展，促使西夏商品交換頻繁發生。另外，西夏所控制的河西一帶地處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上，當時分立的各個政權在政治、軍事上的兵戈相見雖使昔日的陸上絲路漸趨冷落，但卻並未阻斷絲路中西交通要道作用的發揮，依舊有中西各國的政治使團、貿易商隊、文化使節穿梭於這條絲路古道上。
“獅子搖光毛彩豎，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來獻赤汗馬，贊普亦奉翠茸裘”的場景還能依稀再現，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夏對內、對外貿易的發展。司馬光對西夏對外貿易狀況是這樣描述的：“西夏所居，氐羌舊壤，地所產者不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貿易。
其三面皆氐戎，鬻之不售。唯中國者，羊、馬、氈、毯之所輸，而茶彩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說明了西夏在對外貿易中對中原王朝的依賴性，對外貿易對西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整個國民經濟和政治中都佔有極爲重要的地位。因爲西夏與周邊各國及民族的貿易一般都具有經濟和政治需要的雙重意義，既滿足了雙方的經濟需求，又使雙方保持了和平友好的政治關係。西夏商品交換的物品較多，有土地、房產、牲畜、布匹、糧食等各類日常生活用品。
在西夏的商業領域內有一個特點，就是“一本萬利”的高利貸非常盛行，這可能與當時西夏與周邊政權頻繁的戰爭、天災人禍等有着密切的關係。西夏的高利貸主要有兩種形式，即典當和借貸。20世紀初，在我國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的黑水城遺址中出土了15份西夏天慶年間的典當文契。
1989年，在甘肅武威新華鄉遺址發現一批西夏文獻，其中有一件爲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二十五日沒水何狗狗向瓦國師借貸糜子的契約，而且在西夏的法律中有專門關於高利貸的法律條文。這些都說明了高利貸行業已經滲透到西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較爲頻繁。
西夏的對外貿易形式主要有貢賜、貢使貿易，邊境的榷場、合市貿易，私市貿易。貢賜、貢使貿易是古代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之保持羈糜關係的傳統形式，同時也是雙方經濟交流的重要途徑。西夏通過與遼、北宋、金各國的貢賜貿易獲得了很大的經濟利益。榷場與合市是邊境貿易的主要形式。西夏在邊境先後開通了多個榷場、合市。
但是隨着夏與鄰國關係的變化，榷場、合市時開時閉，地點也在變化。宋朝在當時就經常以關閉榷場來對西夏進行經濟上的制裁。在榷場、合市貿易中，西夏的貨物以畜產品、青鹽和藥材爲主，尤其是羊、馬每年都以數千只、數萬匹計數。西夏的青白鹽，每年賣給宋朝邊民的有10萬多斛(摺合成當時宋朝計重單位約500萬斤)，由於這種鹽味美價廉，宋朝邊民十分喜愛，曾一度對宋朝的解鹽造成嚴重的衝擊。
宋朝與西夏交易的貨物主要有茶、絲織品、日用品等，尤其以茶和絲織品爲重，這是由於西夏境內的党項、回鶻、吐蕃等民族的經濟生活多以遊牧爲主，飲食多以肉、奶爲主，需要飲茶來幫助消化、調節生理機制以減少疾病。但西夏境內又不產茶，所以所需的茶都要從中原宋朝輸入。輸入的方式有兩種：一是以馬或其他畜產品與宋朝交換，“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茶裏來”，就是對中原王朝與各少數民族之間的這種以茶馬爲主的互市貿易的詠贊;二是靠宋朝的賞賜。
這種茶馬貿易在西夏的社會生活中顯得格外重要，茶在西夏境內的價格也十分昂貴，以茶數斤就可以買羊一隻。西夏每年所得的茶，除了供統治階級享用外，主要用作軍功等的賞賜物品。私市貿易是適應西夏人民生產、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時間早於榷場、合市。
雖然是私市，但其交易的產品卻種類繁多，包括了西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宋夏關係緊張，榷場、合市關閉的情況下，私市就成爲解決生活用品不便和損失的主要方式。“傳聞近歲法禁疏闊，官吏弛慢，邊民與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邊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描述的就是私市在中原與邊疆少數民族日常生活中所佔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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