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爲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爲己任。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成熟在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法家學說也稱作“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成爲一個大的學派。
春秋時期，爲適應封建土地關係發展的需要，奴隸主貴族中出現了一批改革家，如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等人。他們頒佈法令與刑書，改革田賦制度，促進封建化過程，成爲戰國時期法家學派的思想先驅。管仲和子產既強調法制， 又重視道德教化。
戰國時期，思想家在理論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也各有不同，但都主張以“法”治國。講學於稷下學宮的齊國法家，繼承發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黃老之學，主張法禮並重，先德後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較爲溫和的法治理論。而秦晉兩國的法家則主張嚴刑竣罰，反對禮義說教，重法、術、勢，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力並天下。他們是法家中激烈而徹底的一派，政績顯著。歷史上通常把秦晉法家視爲先秦法家學派的主要代表。
秦晉法家的創始人之一是李悝，在魏國實行變法，小子之前已經專文介紹了李悝變法。與李悝差不多時期的吳起，先在魏國進行兵制改革，後又在楚國進行政治改革。這兩位牛人可謂是法家的承前啓後者，引發了戰國時期各國實行變法的蝴蝶效應。
戰國時期接下來的變法，比較顯著的有商鞅在秦國的變法、申不害在韓國的變法、慎到在趙國的變法。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按照法家人物的側重點不同，法家主要分爲三派。
下面，小子分別介紹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位法家代表人物的變法，看看這法家三派有什麼不同。
一、商鞅變法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衛國(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樑莊鎮)人，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所以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封商地十五邑，因此又稱商君、商鞅。
商鞅著有《商君書》傳世，“立木爲信”的故事就發生在這位身上。商鞅在秦國實現了兩次變法。
第一次變法的主要內容包括：改革戶籍制度實行什伍連坐法，明令軍法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嚴懲私鬥，獎勵耕織重農抑商，改法爲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方略。
第二次變法的主要內容包括：開阡陌封疆，廢井田，制轅田，允許土地私有及買賣，推行縣制，統一度量衡，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禁遊宦之民，執行分戶令等改革方略。
商鞅吸取了李悝、吳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國實行變法的經驗，結合秦國的具體情況，主要在法律、制度、政策作了進一步發展，而且“法不避親”，變法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但是，商鞅變法輕視教化，鼓吹輕罪重罰;實行連坐法，給廣大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反對儒學，“燔詩書而明法令”，牽制人們的思維，進行文化專制，抑制了創新意識。這些都是商鞅變法存在的侷限性。
二、申不害變法
申不害(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37年)，也稱申子，鄭國京邑(今河南新鄭)人。著有《申子》兩篇，其中《大體篇》和一些佚文存世。
申不害在韓國變法改革的主要內容：整頓吏治，加強君主集權統治;收回貴族特權，推毀城堡，清理府庫財富充盈國庫;加強官吏的考覈和監督，按功行賞，按能配位，提高行政效率;整肅軍兵，將貴族私家親兵收編爲國家軍隊，與原有國兵混編，進行嚴酷的軍事訓練，提高戰鬥力。
另外，申子主張百姓多開荒地，多種糧食，鼓勵發展手工業，特別是兵器製造。所以戰國時代，韓國冶鑄業是比較發達的。當時就有“天下之寶劍韓爲衆”、“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的說法。
申子在變法過程中，特別強調“術”的運用，建議最高統治者必須用權術，君主應以“獨視”、“獨聽”、“獨斷”的手段來實行統治。他認爲，“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君主個人的言論和主張可以決定國家的興亡，表明了專制獨裁主義的思想。
權術運用得好，確實能很好地駕馭臣工，強化中央集權。但這對君主個人的要求比較高，也是申子過於重“術”的弊端所在，若君王個人素質不行，就難以達到效果，並造成臣下們都爭相運用權術，埋下禍端。
事實上，申子死後，韓昭侯一個人就難以運用這些“術”了，勉強應付下來，到韓昭侯一死，接位的玩不轉，導致韓國上上下下“權術”橫行，把變法的根本——“法”給全忘沒了。
三、慎到變法
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尊稱慎子，戰國時期趙國邯鄲(今屬河北省)人。是從道家中出來的法家創始人之一，著錄了《慎子》四十二篇，很多都失傳了，現存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知忠》、《君臣》共七篇。
慎到是法家中強調“勢”治的一派，主張君主可以“握法處勢”，“無爲而治天下”。他以法爲最高準則，提倡“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強調“法”必須和“勢”相結合，把君主的權勢看作行法的力量，但他又認爲國家的存亡並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決定;他承認“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提出“守法而不變則衰”。
慎子慎到的學說與思想，歷史上的評價分歧很大。莊子認爲慎子的思想是對的，而荀子認爲他“尚法而無法”，散亂而不成系統，而且不重視人的作用，不能用來安邦治國。
客觀地說，在慎到的學說中，確實存在着重法輕賢的缺陷，也存在着重法與順自然這兩者難以統一的矛盾，但是，它避免了老莊道學純粹任自然不要法治、法家主張絕對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兩種極端。
總的來講，法家“法、術、勢”三派變法，都是法家思想在當時社會的運用與實踐。在理論與思想還沒有完全成熟時，就應該在不斷的實踐中去完善和發展，這樣才知道孰優孰劣、揚長避短。
法家發展到戰國後期，臻於成熟，於是有了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子橫空出世。韓非將“法”、“術”、“勢”三者糅合爲一，將法治理論系統化，著有《韓非子》五十五篇。
可惜的是，韓非子生不逢時，他沒能親身主持一項實際的變法運動，這是他的遺憾，也是法家的遺憾。但他的很多思想，都被後來者應用到實踐當中，熠熠生輝，同時，他的著作，也爲後世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