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盛世是西漢的全盛時期，漢武帝身爲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時代所產生的政治思想與規劃，在歷史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漢武帝時代，以漢族爲主體、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的鞏固，漢文化的主流形態基本形成，中國開始以文明和富強的政治實體和文化實體聞名於世。
漢武帝時代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等，在這一時期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當時的西漢帝國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輝煌成就成爲東方文明的驕傲，在林立於世界的不同文化體系之中居於領先的地位。漢武帝時代的政治體制、經濟形式和文化格局，對後世皆留下相當重要的歷史影響。
不過有些傳統歷史學家如司馬遷、班固和司馬光均認爲，漢武帝力行中央集權、開疆拓土、獨尊儒術、設罝五經博士等政策，雖然在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不過在位中期之後，由於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縱享樂、荒誕迷信、殘暴多疑、窮兵黷武等種種行爲，造成西漢國力、社會經濟、人口數量大幅衰退，當時人民承受這些現象的苦果，生活陷於水深火熱，因此他們稱所謂的“漢武盛世”，不過在文治學術方面尤爲人稱道，至於武功方面則通常同情於對人民財貨與生命付出過度的損失與犧牲。
人才輩出
公元前年，歲的漢景帝子劉徹即位，是爲漢武帝。漢武帝在位年，將中國歷史帶領到新的階段。
按照班固在《漢書?武帝紀》讚語中的說法，漢武帝“疇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他的功業，其實是當時“海內”“俊茂”們共同創造的成果。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最後的讚語中寫道，武帝時代是兩漢時期中在識人用人方面最值得肯定的歷史時期：“漢之得人，於茲爲盛。”當時的“儒雅”之士如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之士如石建、石慶，“質直”之士如汲黯、卜式，“推賢”之士如韓安國、鄭當時，“定令”時士如趙禹、張湯，“文章”之士如司馬遷、司馬相如，“滑稽”之士如東方朔、枚皋，“應對”之士如嚴助、朱買臣，“歷數”之士如唐都、洛下閎，“協律”之士如李延年，“運籌”之士如桑弘羊，“奉使”之士如張騫、蘇武，“將率”之士如衛青、霍去病，“受遺”之士如霍光、金日磾等，都在歷史上留有盛名。而其他族繁不及備載的，如“飛將軍”李廣等其他人才，更加體現出漢武帝時代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班固總結說：“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他認爲漢武帝時代的“功業”“制度”之所以具有突出的歷史地位，正是由於漢武帝身邊聚集了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才。
鞏固中央集權
漢武帝即位後，經過文景兩朝的“衆建諸侯”與平定七國之亂後，同姓諸侯王的勢力大爲降低。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漢武帝爲了鞏固大一統的國家，於是持續推動專制的中央集權，又進行了各方面的努力。
元朔二年(前年)，漢武帝採用主父偃的建議，下“推恩令”。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戶口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爲列侯，由皇帝確定這些侯國的名號。於是使諸侯王多以分戶邑封子孫，致使王國裏不斷分出若干由郡統轄的小侯，一時諸王的子孫都得以成爲列侯。另一方面，對於一直渴望削弱地方諸侯勢力的王朝中樞來說，收到“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的效用，中央政府不必刻意打擊，各個諸侯國已經在實際上自行解體。
隨後，發生淮南王劉安和衡山王劉賜謀反的事件。漢武帝利用此案，在元狩元年(前年)下令盡捕他們的賓客黨羽，牽連致死的多達數萬人。漢武帝又頒佈“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規定王國職官爲“左官”，宣示其等級低下，表明歧視之意，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壓抑諸侯王屬下官吏的地位，嚴懲服務於諸侯王的犯罪官吏。並且嚴格限制士人和諸侯交遊，又嚴禁朝臣外附諸侯王，限制諸侯王結黨營私。此後，諸侯只能衣食租稅，不得參與政事。此後，諸侯王宗族中支脈疏遠的人，逐漸與一般人民沒有任何區別。
元鼎五年(前年)，漢武帝又藉口列侯所獻宗廟祭祀用的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奪爵一百零六人。其他列侯因爲其他原因而陸續失去爵位的，也不在少數。
削弱相權
自漢初以來，繼承秦制，丞相有相當大的權力。漢高祖劉邦和漢惠帝劉盈分別以第一代功臣中功次居於前列的蕭何、曹參爲丞相，丞相位望曾經盛極一時。《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丞相的職能，是“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當時的丞相，實際上是朝廷掌握行政實權的總理大臣。漢景帝時，竇太后期望封皇后的哥哥王信爲侯，漢景帝表示：“請得與丞相計之。”於是與丞相周亞夫商議，周亞夫以高祖劉邦“非有功，不得侯”的預先約定予以堅定的拒絕。漢景帝默然而有沮喪色。可見當時相權之重。
漢武帝初年，田蚡任丞相職，曾薦舉升遷的官員，其中有從平民直接任職級二千石的高級官僚，讓皇帝的用人權利受到侵犯。於是漢武帝表達內心的不悅，說道：“你薦舉的官吏說完了嗎?朕也有要薦舉的官吏。”田蚡也曾經請求佔用官營手工業管理部門少府考工室的地方用以擴建宅第，漢武帝憤怒地說：“你爲什麼不索性佔用武庫之地呢!”
漢武帝親政後，有意提升君主的權利，於是改變丞相位高權重的傳統。他經常更換丞相，在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間，先後用相十三人，平均任職時間只有四年多，其中三人在任上去世，有三人被免職，二人有罪自殺，三人下獄處死，這是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見到多位政府高層官員受到嚴厲處置。漢武帝還曾經有設置左右二丞相的意圖。徵和二年，他任命劉屈犛左丞相，頒佈詔書，宣佈分丞相官署爲兩府，以期待天下遠方合適的人選。後來分設左右丞相的設想，並未付諸實施。
漢武帝還特意從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選用人才，擔任參與國家政治中樞主要決策的侍中、常侍、給事中等職，讓他們能夠出入宮禁，隨侍左右，顧問應對，參議要政。這些成爲近臣的官員，身份相當於帝的賓客和幕僚。皇帝親自任和直接指揮的高級將顉，也往往參議機要。大司馬大將軍衛青、大司馬驃騎將軍霍去病，權勢都超過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職，具有了參與宮廷重要決策的特殊地位。於是，和屬於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構成的官僚機構“外朝”相對應的“中朝”得以形成。
“中朝”又稱“內朝”，由皇帝左右的親信的近臣所構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宮廷之內就先自作出了決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來執行。
尚書，本來是皇帝身邊掌管文書的官員。“中朝”形成之後，尚書的地位日益重要。尚書和一般僅僅參與宮廷議政的官員不同，由於既有官署、官屬，又有具體的職司，作爲皇帝的祕書機構，在“中朝”逐漸居於核心地位。
主管郡國上計和考課，並且根據官吏的政績，奏行賞罰，是丞相的主要職責之一。然而在漢武帝時代，卻有皇帝親自接受“上計”的情形。元封五年(前年)春三月，漢武帝曾經東巡至於泰山，接受諸侯王列侯朝賀，“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前年)，又曾經“受計於甘泉”。漢武帝直接“受計”，說明當時他已經牢牢把握了對各地諸郡國的控制權(前年)。
儒表法裏
儘管漢武帝親近儒者，推崇儒學，不過實際上武帝對儒家是尊而不用，漢武時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並茂，實質卻是刻薄嚴厲的。漢武盛世的丞相，只是擺設，實權卻是在御史大夫身上。當時御史大夫的人選，如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等人皆是法家代表人物，爲了討伐匈奴，必須使國力高度集中，他們便遵行這種政治原則來辦事。他們最重要的任務爲：一、嚴密防止國內發生叛亂。二、儘量開發利源。
爲了達到國內的徹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訂法律。元光五年，他命張湯、趙禹共訂律令、造成西漢的法律恢復到秦代的嚴酷。例如其中的“見知法”，裏面規定如果看到別人犯法而不檢舉者，便與犯者同罪。這樣一來，官吏治法都以嚴酷爲主，因此產生不少酷吏，如義縱、王溫舒等人，造成不少人民與高官因罪被殺，這種現象，在漢武帝晚年時最爲嚴重。
至於開發利源方面，以鬻賣官爵爲其中重要的一項。這項辦法始於元朔六年，由政府設“武功爵”十一級，這對吏治產生莫大的損害。此外最重要的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包括國營貿易事業的經營、新稅的徵收，新貨幣的發行以及鹽、鐵、酒的專利等。這些政策推行，大大增加政府的收入。
察舉制度
漢朝初期，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選官制度和監察制度。在漢武帝時代，相關制度又進一步完善，漢武帝開創獻策上書爲郎的選官途徑，在一定限度內接受批評政治的意見。那時四方人士上書言得失者多達千人，其中有些因此而取得了相當高的職位。車千秋原任高寢郎的低級職官，因爲上書言事稱旨，後來被任命爲列爲九卿之一的大鴻臚，過了數月又爲升爲丞相。
察舉制此後成爲漢代聘用官吏的制度，有的學者曾經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
軍事
武帝時代，以軍事成爲條件實現了漢帝國的疆域擴張。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北邊軍事形勢的改變。
匈奴自秦末以來一直威脅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匈奴騎兵曾經侵襲長安鄰近地區。武帝即位之後，決心設法解決匈奴的外患問題。於是對匈奴發動一系列的戰爭。
經過李廣、衛青和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後，西漢西北邊境上的威脅暫時解除。匈奴對中原北邊農耕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的局面得以恢復。匈奴在軍隊主力以及人畜資產受到嚴重損失的情況下，繼續向北遠遁，並有七年時間即從公元前年至前年漠南無王庭，不過其後匈奴又南下與羌人組織聯盟攻擊漢朝。而西漢軍隊佔領從朔方至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設置酒泉、武威、張掖及敦煌四郡，並且命令關東地區人民移民這一地區，此舉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方地區的得到開發，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
即使是這樣，匈奴尚有相當勢力，其勢仍足以威脅西漢王朝。在這種情況下，西漢統治者不得不調整其對匈奴的政策。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匈奴繼續侵犯漢朝本部邊塞，並屠殺朔方、五原等郡都尉、吏民，一直到公元前年，由於匈奴內部的天災和內亂才停止。公元前年匈奴又遣使向漢武帝索要米酒萬石，糧食千斛，絲綢萬匹的歲幣，並以漢女爲和親公主。此外，漢武帝晚年對匈奴用兵不利，趙破奴、李廣利和李陵先後戰敗被匈奴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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