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傑入蜀：公元1172年冬，詩人陸游自南鄭(今陝西漢中)調往成都，途經劍門，恰遇一場小雨。此前，陸游在抗金前線參與軍事機密，過了半年渴慕已久的軍旅生涯，時常“寢食鞍馬間”。雖不能繼續留在前線爲國報效，自前線去往大後方的大都市畢竟是去危就安。更何況成都這樣的繁華都會還有那麼多文人騷客，詩酒相交豈不快哉？然而，習慣了刀光劍影的放翁在這溫柔細雨中卻似乎有些惴惴不安。
就在這淅淅瀝瀝的雨聲中，驢背上的陸游寫下了一首名叫《劍門道中遇微雨》的七律：“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騎驢入蜀，或許讓陸游想起了李白、杜甫，想起了高適、岑參、元稹，想起了從杭州騎驢入蜀的詩僧貫休。
自古詩人皆入蜀
若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的話，陸游的擔憂似乎並非無中生有。
韓愈曾說：“蜀雄李杜拔”，不但自蜀中走出來的司馬相如、揚雄、李白與蘇軾等人爲一代文壇領袖，就是自他處入川的文人似乎也能一沾蜀地的靈氣，寫出更加優美的句子出來。
“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諸人皆曾入蜀。北京人盧照鄰將其短短五十載生命中將近四分之一的時光留給遠離故土的巴蜀。河東望族王家的年輕後生王勃則因爲一篇鬥雞檄文惹怒高宗，被驅逐入蜀，所到之處受盡熱忱款待。儘管政治失意、歲月蹉跎，縱遊巴蜀、放曠詩酒的蜀中生活給了“四傑”們迥異於中原或者關中的生活體驗，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遊歷蜀中之後的“四傑”將巴蜀的慷慨饋贈淋漓盡致地發揮在詩歌中，一掃初唐詩壇靡頹浮豔之風，開創出清新而質樸的文風。
邊塞詩人岑參在51歲的時候來到四川遊歷山水，過慣了邊塞生活的他最終終老於此地。與他齊名的高適也在五十多歲高齡的時候，從不毛的邊境來到四川，做官做到了詩人裏的翹楚——劍南節度使。儘管在蜀期間戎馬倥傯，少有詩作，高適卻爲另一個人提供了生活資助，與其唱和，助其在蓉城獲得創作的又一春，這個人就是杜甫。
安史之亂與個人仕途的失意，將走投無路的杜甫逼到了蜀地謀生。一生漂泊無依的杜甫，將其一生中生活最安定、詩情最爲勃發的九年留在了四川，足跡踏遍四川東西南北，在這裏寫下了現存杜詩中的大半，其中就有《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贈花卿》《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詠懷古蹟五首》《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與《秋興八首》這樣的名篇。
成都錦江邊上有一座紀念女詩人薛濤的望江樓，唐朝的時候有三位大詩人——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先後來到成都，與薛濤皆曾有過詩文唱和。劉禹錫很喜歡蜀地民歌竹枝詞，寓居“巴山蜀水”期間，他悉心學習蜀地民歌，將竹枝詞這種民歌形式轉變爲文人的詩體。
隨着喜歡推敲的苦吟詩人賈島、“卻話巴山夜雨時”的李商隱、相貌醜陋卻叉手一吟便成一韻的“溫八叉”(溫庭筠)，乃至張說、蘇頲等不甚知名的外鄉詩人一次次入蜀與出川，時間悄然來到宋代。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山谷道人黃庭堅來了，儘管在仕途不順遂，號稱“蘇門四學士”之首的黃在老師蘇軾的老家卻受盡禮遇，宴遊不斷。范成大帶着宋孝宗的任命來了，初到蓉城，範即欣喜地感嘆道：“成都以名都樂國聞天下，予幸得至焉。”這位欽點的四川制置使在蜀兩年，不但政績有聲，而且詩文頗多。
愛國憂憤的詩人陸游也騎着驢子從漢中來了。在川逗留八年，放翁踏遍蜀中大半土地，不僅詩風更加成熟，還留下一部《入蜀記》，表示自己“心未嘗一日忘蜀”。從其將平生所爲詩卷名爲《劍南詩稿》看來，所說恐非虛言。
蜀地安逸好作詩
攤開一張中國地圖，你會發現，深處中國西南一隅的蜀地儘管最爲閉塞，卻也最爲富饒。因此，歷代朝廷都將成都平原視作中央王權身旁的“一畝三分地”。佔據這片盆地，進則天下，退則天府。是以從秦並諸侯到元滅南宋，歷代中央王朝多先取蜀而定天下。每當中原硝煙瀰漫的時候，蜀地往往會成爲中華文化的避難所，不只帝王妃嬪、王公大族會不遠萬里地來蜀地避難，一般官宦、百姓和文人墨客也會跟隨帝王的腳步來蜀地躲避戰亂、繁衍生息，或者詩文會友。
而當天下承平、四海安寧的時候，蜀地又往往成爲通國之大邑。唐代有“揚一益二”之說，除過富庶的江南，蜀地就是全國最繁華的地方了。無論承平還是戰亂，蜀人遊樂之風從不曾改過。入蜀文人總不似他處那般需要爲了謀生計、爲躲避戰亂而奔波，因此他們更有閒情逸致來悠遊山水、創作詩文。只消在晴日裏坐到沿街的茶館，泡一杯蒙頂山上茶，就着滿街的叫賣聲、麻將聲以及錦江的滾滾波濤聲，找幾個志趣相投的好友唱和唱和，所有諸如遠宦的哀愁、蜀道的艱險、貶謫的苦痛、不遇的感嘆，以及人生失意等諸般情感便一齊匯聚到筆端，寫出流傳千古的句子出來。
除了自願入蜀“碰運氣”的人，唐宋時的文官制度將文人們推向了蜀地。唐宋兩代，尤其是宋室南遷之後，蜀地作爲京師上游重鎮，軍事位置尤爲重要，一旦發生變故，足以在呼吸顧盼之間影響全國局勢。因此，非親信之臣不足任。唐宋兩代的文官政治之下，文人與官員的身份往往高度統一，尤其在宋代入蜀文人基本上是參加過科舉考試，且進士出身的官僚，由此產生出大量類似“了卻君王天下事”的宦遊詩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