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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員的窮，大約是歷史上最爲出名的。
窮到什麼程度呢?首輔李東陽，冬天燒不起煤;大清官海瑞，吃肉成了新聞;就連《明史.食貨志》裏也說，“自古官俸之薄，無有若明代者。”
俸祿低到連後世史官都看不下去，明代官員過得也忒慘了。
但當這樣的事實與另一份史料進行對照時，卻顯得別有意味：明朝享國276年，通過科舉層層選拔產生的進士多達24000餘人;而根據《中國教育制度通史》記載，明代僅鄉試一項，合格率平均大約只有4%，更不用說更加嚴苛的會試了。
這兩份史料說明了一個看似矛盾的問題——明代官員窮，可想當官的人卻多，並且不是一般的多。
這就很詭異了，都說“天下熙熙，皆爲利來”，當官既然不掙錢，那這些士子寒窗N年，在科舉這條獨木橋上你推我擠，到底是爲什麼呢?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有相當多的學子，是抱着“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走上仕途的。但關鍵在於，理想再豐滿，也不能當飯吃，海剛峯再清絕脫俗，“食色性也”的要求也得滿足——海大人一生娶妻三次、納妾兩位，若不是這麼折騰，他大約能稍微寬裕點。
按照常理，在這24000餘位進士中，絕不可能人人都像徐階、張四維這樣身家鉅萬、不愁衣食，那麼只剩下一種可能性——明朝的官員，很有可能並不像看起來那麼窮。
有人可能要說：廢話，當官的大權在握，若是貪污腐化，當然窮不了。
但實際上，有明一代，清如水、明如鏡的官員固然少，但真正敢放開手腳貪污的人數也並不太多，畢竟明朝的御史們還是相當盡責的——與錢比起來，大多數人還是覺得命比較重要。
當清官活不了，當貪官沒膽子，那明朝的官員們是怎麼活下來的呢?
今天，我們要說的就是明朝官員的灰色收入——常例錢。
一、地方官員的生財之道
常例錢，顧名思義，就是各級官員在實際操作中逐漸形成的不成文收入，雖然國家制度中沒有規定，但是你若是不掏這個錢，就什麼事都辦不成。說白了，就是“吃拿卡要”。
常例錢其實不是什麼新鮮事，從宋到元，官員們都有類似的灰色收入，而到了明朝，特別是明中期以後，各類常例錢更是五花八門、種類翻新，成爲了各級官員們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在明代地方各級政府中，刑名、錢穀這兩項事務是常例錢的重災區。
《明朝那些事兒》中曾詳細描述過“淋尖踢斛”、“銀錢火耗”兩項常例錢，這些都屬於“錢穀”一類，不再贅述。實際上，“刑名”——也就是司法事務中官吏索要的常例錢，花樣更是繁多。
《水滸傳》第二十八回：武松刺配孟州安平寨，剛進大牢，就有好心的犯人提點他：“......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並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吃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狼狽。”這位囚犯所說的“人情”，便是常例錢的一種。
武松是硬漢，自然不吃這一套，但若不是施恩有求於他，至少一百“殺威棒”是躲不了的。
尋常人既沒有武松的身手，也沒有武松的運氣，自然要老老實實地送上這份“人情”。
明末文學大家王猷定曾寫過一本《浙江按察司獄記》，記載了大量地方官吏靠着“吃囚犯”發財的例子——
嘉靖年間，杭州府有一位姓朱的鄉紳，被人牽連下獄，在監獄裏蹲了好幾年。
一進監獄，就有人告訴這位朱先生：首先得向獄官繳納常例錢，之後還有獄吏、牢頭一干人等，一個都不能漏下，要不然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按照這位鄉紳的說法，只要給足了常例，就算犯的是重罪，在監獄裏一樣能吃好喝好，個別巨有錢的大財主甚至能在監獄裏自己蓋房(自構精舍)!
但若是不交常例，苦頭可就要來了。
明朝監獄中有一種名叫“套監”的牢房，蓋在骯髒潮溼的地方，專門關押這些不交常例的犯人。此外，這些獄吏們還特地在牢房裏“覆以腐草”，各種蛇蟲鼠蟻都往這裏面鑽。一旦進了這種牢房，犯人們想睡個安穩覺都不可能。
小吏們就如此難打發，公堂上的正主兒就更不例外了：罪犯家屬若不上下打點，那就先關你個一年半載再審，一直關到你老老實實送錢爲止。
刑名、錢穀，只不過是常例錢的冰山一角，地方官吏在水利、治安，以及漕運、鹽政、衛所等事務中都能想出收錢的辦法。萬曆年間的兵部尚書譚綸曾經上書記述過軍隊中索取常例錢的情況：“初至即索見面之錢 ,隨事悉有常例之賄。”，搞得士兵怨聲載道，甚至產生了大量士兵逃亡的現象。
那麼，一個地方官，如果不另行加碼，只收取基本的常例錢，每年能有多少呢?
海瑞在浙江淳安任知縣時，曾經詳細記述過前任知縣每年所收的常例錢、物種類，林林總總有21項之多，全部折算成現銀高達兩千六七百兩白銀，幾乎是一個縣官俸祿的一百餘倍。
淳安縣境不過80裏，是當時浙江省內最爲貧窮的縣城之一。而按照海瑞的說法，一個知縣在這裏幹上三年，就算不另行貪污，也能獲得八千多兩的“合法”收入，再加上到任時的“接風錢”、離任時的“餞別錢”，每筆都在千兩上下，收入就更加可觀了。
需要說明的是，知縣的這筆收入，並不能完全裝進自己的腰包，而是要拿出大約三分之一，上貢給自己的頂頭上司——知府。而知府也得照章辦理，如此層層上交，逐漸形成了一張閃着白花花銀光的利益大網。
二、京官的斂財之術
相比地方官而言，京官撈取常例錢的渠道就要少得多了，因爲他們不直接接觸地方事務，“縣官不如現管”，京官的手再長，也不可能直接伸到地方上去抓銀子。
那麼，京官就沒有辦法收錢了嗎?當然不是——
身爲京官，他們的常例錢基本都來源於各級官員的“進貢”，而其中最大的一項來源就是“考察”。
明代的“考察”制度，初期並不定期，直到弘治年間，才定下了“京官六年一次，外官三年一朝覲，典察隨之”的制度。
每到考察期，是地方官員最忙碌的時候——油水大的想保住位置，沒油水的想換個地方......爲此，地方官員們必然要託關係、找朋友，無論是老鄉親族、同榜進士、座師上官......只要是能搭上一點轉彎抹角的關係，這些地方官們莫不趨之若鶩，而開路的，當然是白花花的銀子。
關於朝覲年的這種情況，海瑞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京官收租之年”。嘉靖年間大學士張璁也說過：“頃來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命，是部院爲內閣之府庫矣。今之監司，苞苴公行，稱爲常例，簠簋不飭，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爲部院之府庫矣。”
更有甚者，例如嚴嵩之類的貪官污吏掌握吏部大權時，他們更是利用手中的權利，直接爲自己的親信安排各種肥差，其中的利益輸出更不是普通的常例錢可以衡量的了。
那麼，京官們如此堂而皇之的收受“常例”，皇帝的態度是什麼呢?
其實，明朝皇帝中，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大力肅貪之外，在他之後的帝王們對這些“常例錢”大約都抱着默許的態度，因爲皇帝也瞭解，官員的俸祿實在太低，總得給人一條活路。皇帝有皇帝的道理：俸祿不夠花，再不讓官員撈點灰色收入，那誰來幹活?難不成什麼事都讓朕自己上?
——所以，“民不舉，官不究”，只要你們別整的太過分，就這麼着了。
皇帝默許，百官也就放任自流。於是，“常例”種類越來越多，官員的宦囊也越來越鼓，明代的社會風氣也就越來越壞。但在廣大讀書人看來，當官如此有利可圖，自然都要爭着去考科舉、博功名：“書中自有黃金屋”，古人誠不我欺也!
但是，官員們高興，老百姓卻很不開心。這種不開心越積越多，最終來了一次總爆發——這一下，就給大明王朝送了終。
都說百姓是國家的基石，大明朝的官員們卻把百姓當做ATM機，焉有不亡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