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唐太宗縱囚”事件，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唐太宗的文治武功，遠邁千古。唐太宗胸襟之開闊，氣魄之雄大，乃是有目共睹。唐太宗開創出的“天可汗時代”，足讓每一箇中國人都爲之驕傲。而圍繞着唐太宗這個千年不兩見的“天可汗”，歷史上出現了許多讓人津樂道的故事。
其中，“唐太宗縱囚”事件，更讓人心生敬服、欽佩無限。
李世民悲天憫人，愛民如子，一生提倡慎用刑罰，即使對那些依法被判處死刑的囚犯也充滿憐憫之心。
貞觀六年冬，大理寺卿上奏摺給唐太宗，說獄中有三百九十名死囚將在來年秋後問斬，但這些人心中牽掛家中父母，弱妻幼子未曾妥善安頓，日夜啼哭。相關官員竭盡所能均不能令他們停止哭鬧，因此建議提前用刑。唐太宗閱卷沉思，最終做出一個瘋狂的決定：下旨將這些死囚全部釋放回家，以一個月爲期，等他們處理好後事之後再自動回來受刑。
消息傳出，震駭一時，百姓們都爲皇帝的仁慈而感動，卻又都擔心這些死囚一去不回，危害社會。該年元宵節，是死囚回來報到之日，三百九十名死囚居然一個都不少回到了監獄。唐太宗看見他們全都誠實守約，又下詔將這些囚徒免於死罪，改爲流放。
必須交代清楚的是，這個故事並非編造，可以在《資治通鑑》和《新唐書》中查到。
“唐太宗縱囚”之舉，老百姓無不心悅誠服，此事也在歷史上傳爲美談。大家都盛讚太宗恩德仁義，以至於感化囚犯，使之洗心革面。
白居易在《七德舞》一詩中大讚：“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但是，不管怎麼樣，自古以來，人們習慣於趨生避死，死囚從監獄中出來，又全部視死如歸、自動自覺地返回獄中領死，總讓人覺得事不
可信，彷彿是史家在編故事。編撰《新唐書》的歐陽修相信此事的真實性，但認爲裏面水很深。歐陽修專門寫了一篇《縱囚論》，揭露其中水分。歐陽修說:“對於君子，可以施予信義;對於小人，只能施予刑戮。
那些判定爲死刑的人，都是罪大惡極之流，是小人中的小人。對於君子來說，很多人寧願死於大義，不肯苟活於屈辱，但要他們做到視死如歸，還是十分之十的難事;作爲小人中之小人的死囚，卻輕輕鬆鬆地視死如歸，太違背情理了。”
歐陽修做了個假設，他說:“有人以爲，罪大惡極的死囚，的確是小人中的小人，這些小人中的小人，被唐太宗的恩德感化，一個個都變成了誠實守約的君子。但是，這恩德感化人的深度和速度讓人難以置信。其真實的情況，不外乎唐太宗有意作秀，與囚犯達成默契:釋放了，就一定要回來，回來了，就一定會赦免罪行。最終，上唱下和，共欺世人。唐太宗可因此得賢君之大名;囚犯則可死裏逃生，重獲新生，雙方共贏，一拍即合。只是這麼一來，還哪有恩德誠信可言呢?”
歐陽修的結論是:“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歐陽修的論斷，得到了清代大儒王夫之的附和。王夫之分析:死囚一個不少地迴歸監獄，並不是受到什麼感化，而是根本上逃無可逃。
王夫之指出，唐太宗之世，法令嚴密，鄉民之間，什伍連坐相保，宗族親戚比鄰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犯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世，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
王夫之因此說:“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爭誇者，必其詐也。”即“縱囚”一事有違常情、常理，其中一定有僞詐不實的地方。
歐陽修和王夫之質疑的理由完全充分。
試想，唐太宗既然能有這麼大的能力以恩德感化死囚，那麼，貞觀六年，他已經做了六年皇帝了，爲何全國還有那麼多敢犯死罪的人呢?
難道他們之前沒有受到過皇帝德政的感化嗎?歐陽修指責唐太宗“好名”，還真不是冤枉他。
《資治通鑑》第一百九十二卷記載有這樣一個故事: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接受別人賄賂事發，唐太宗說:“長孫順德果真能有益於國家，我願和他共享國家府庫，有什麼必要冒險貪瀆呢?”其以長孫順德早年戰場有功勞爲由，不追究責任，並在殿庭大大方方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爲嚴肅國家法紀，仗義執言，說:“長孫順德貪贓枉法，罪不可赦，皇上您怎麼還賞賜絹布給他?”唐太宗一本正經地說:“長孫順德是個血性男兒，對他來說，賜絹之辱，甚於受刑。如果他不知羞愧，就與禽獸等同，殺之何益?”
看看，唐太宗以人治來糊弄法治，隨心所欲，只憑自己一時之喜怒愛好來進行賞罰，根本就不把國家法律放在眼裏，其目的不過在博取一個好名聲而已。
如果說，不罰反賞長孫順德的表演痕跡尚不明顯，再來看《貞觀政要》中記載的一件事:貞觀二年，京師久旱，蝗蟲大起。唐太宗入苑觀察禾苗，看見了蝗蟲，眼疾手快，連捉了幾隻，攥在手心，嘴裏唸唸有詞:“人以稻穀活命，你們這些害人蟲卻把稻穀都吃光了，是害百姓的性命啊。百姓有什麼過錯?要說過錯，全在我一個人啊，你們如果真有靈性，就到我的肚子裏來吞噬我的心，不要禍害我的百姓。”一仰頭，要把幾隻蝗蟲吞到肚子裏，左右官員趕緊攔阻，說:“陛下，萬不能吞，吞到肚子裏會出事的!”太宗從容地說:“我就是希望能把災禍轉移到我的肚子裏。”張口把蝗蟲吞了。
愛民而吞蝗蟲，這表演實在太過了。
清代林銘雲看穿了唐太宗的把戲，一針見血地說：“餘嘗謂太宗上苑吞蝗必非真蝗，真蝗豈可吞者?或用紙草剪作蝗形，掇而祝之，以愚左右耳目耳。”
一句話，唐太宗“好名”之慾，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之唐紀九又載：九月，唐太宗修建好仁壽宮，改名爲九成宮。然後，又要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上表勸諫說:“天下剛剛由亂入治，百姓凋敝，帑藏空虛，若還要大興土木，營造不停，國家財政將虧空而無法運行!”唐太宗立刻表態:“戴胄與我沒有半點親戚關係，卻能夠這般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應該官升一級，以酬嘉獎。”他過了一段時間，又命將作大匠竇璡繼續修建洛陽宮。竇?鑿池築山，雕飾華靡。唐太宗覺得花費太多，馬上下令撤毀了宮殿，並免除了竇璡的官職。
還有，唐太宗生怕自己身後名聲受損，專門向修國史的遂良、房玄齡等人索書稿，已成千古醜聞。
無怪乎史學家黃永年說:“舊時史書包括新舊《唐書》《通鑑》對唐太宗和所謂的‘貞觀之治’無不極盡誇飾之能事，即近時的通史、隋唐史仍多如此。其實這是受了唐人所修《太宗實錄》和國史等的矇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