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元朝寬仁，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在總結元朝失敗的經驗教訓時，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元政以寬失天下”，隨即在接下來的治國中，調整了治國方針，以嚴治國。
朱元璋的這個觀點，和大多數人印象中的元朝並不一致。我們知道，元朝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在這個政權中，以蒙古人爲核心的利益集團是處於權力頂層的，爲了保證蒙古人在中原的優越地位和權威，實行“四等人制”的民族防範政策。在元朝統治期間，政治黑暗，經濟倒退，民族歧視嚴重，社會矛盾極爲尖銳，才使得元朝的統治不足百年便被農民起義推翻。這樣一個殘暴而且黑暗的政權，爲什麼會被深受元朝剝削和壓迫的朱元璋認爲是一個“寬仁”的朝代呢?
一、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起來的大一統封建王朝，在它身上既有中原漢族傳統王朝的特點，又有許多蒙古人的習俗。在入主中原之初，面對如此龐大的漢族人口和廣闊的疆域，元朝統治者缺乏管理經驗，對中原漢人那種嚴格的君臣尊卑關係瞭解得也不夠深入，而是按照其本身遊牧社會的傳統，所以在官制和管理國家的體系上比較鬆散。
相對漢族皇帝來說，元朝皇帝的工作要輕鬆得多。由於沿襲了蒙古人的傳統，元朝皇帝並無上朝的習慣，也不批閱奏摺，僅僅是有時在宮中召見一下臣子商議一下國事。對於國事，皇帝一般對臣子放權，也不進行更多的干涉和限制。元朝的右丞相權力很大，大小政事基本上都是由右丞相拿出意見，皇帝加以批准，形成了皇帝和丞相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
元朝的統治者並沒有受到多少儒家思想的影響，所以對儒學也並不感冒，反而認爲儒家思想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思想。在處理具體事務時，元朝更重視“吏”的作用。“吏”是負責處理具體事務的下層公務員，在元朝他們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高，由吏入官是元朝主要的選官方式之一。這就打破了傳統上的依靠科舉入仕的選官辦法，拓寬了下層知識分子入仕的門路，而且能將權利固定在一定範圍，不僅拉籠了民心，還維護了政權的穩定。
二、
元朝在入主中原之前，法律並不完善，很多時候都是按照蒙古人的風俗去處理法律方面的問題。元朝入主中原後，甚至都沒有一部成文的法典。爲了體現自己用刑寬恕的宗旨，制定的元律也以“寬”爲主，雖然制定了十等刑罰，但都按忽必烈時的執行標準，“天饒一下，地饒一下，君饒一下”，隨意減輕處罰等級和力度，使得元朝在執法中只有例可循，而無法可依。這也造成了元朝執法的隨意性很大，且前後不一。
元朝的法律較之前的唐、宋爲輕。在元朝即使是十惡不赦之罪，也很少會誅連九族。宋朝有十四種酷刑，明朝有十六種，而處在它們中間的元朝僅有十一種，這也從側面反映相比於宋朝和明朝，元朝的酷刑數量最少，刑罰最爲寬仁。
元朝的刑罰有笞、杖、徒、流、死五種，但是在量刑時，都比較慎重。忽必烈把“統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寫進了元朝的《刑法志》，即使是死罪，元朝處決的方法也多是斬和絞，凌遲處死的記載非常少。
當然，元朝的法律最大的不足就是以人種定刑罰的輕重。同樣的罪名，不同的身份地位受到的處罰大不相同。以盜竊爲例，漢人初次盜竊要在左臂刺字，第二次盜竊要在右臂刺字，並處以杖刑;而蒙古人盜竊就可以“免予科斷”;同樣在傷害罪上，蒙古人傷害漢人，僅需要賠償一定的財物，而漢人傷害蒙古人，可以招來殺身之禍。
總體上看，元朝雖然法律帶有很強的民族歧視色彩，但是比之前的宋朝和之後的明朝都比較寬大。元朝並沒有像清朝那樣大搞文字獄，也沒有像明朝朱元璋時期那樣製造大量冤獄，所以刑法寬大是元朝的主流趨勢。元朝法律的不足是處罰時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可以遵守，顯得具有一定的隨意性，這對司法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是不利的。
三、
一個政權是否寬仁，很大程度上要看它對普通老百姓的剝削程度是否嚴酷，也就是老百姓所要承擔的賦稅重不重。
元朝的賦稅分爲“南稅”和“北稅”兩個系統。北方的稅賦分爲丁稅和地稅兩類，丁稅是按一家的成年男丁數量交納，地稅是按照家庭耕作的田畝交納。每個成年男丁每年交粟三石，每畝田地交納的地稅是粟三升。南方每年交納夏、秋兩稅，以糧食、棉、布爲主。由於元朝以“輕刑薄賦”爲統治宗旨，所以在實際徵收中，南方農民交納的稅賦僅有南宋時期的一半左右。正是因爲賦稅的負擔輕，才使得元朝很快醫治了戰爭創作，出現了“生有所養，死者有葬”的局面。
江南地區是元朝的稅賦根本之地，所以元朝對江南的地主階級也採取了保護策略。元朝在江南地區鼓勵商業發展，鼓勵海外貿易，發展江南經濟。元朝政府於至元十四年在泉州設立了市舶司，並在第二年發佈詔書，鼓勵江南商人與周邊國家進行貿易，鼓勵外國商人來中國經商互市，共同推動海外貿易的發展。元朝時，中國大量的瓷器、絲綢遠銷海外，西洋的香料、藥材等貨物也被銷到中國，推動了元朝社會經濟的發展。
四、
元朝治國使用的是“行漢法、存國俗”的二元制度，將蒙古和漢族兩種不同的制度相互融合，使這兩種不同來源的制度相互聯繫，又共同在同一系統中發揮作用。
元朝是以少數民族爲主體的政權，比較完整的保留了遊牧民族的傳統。受遊牧民族“家臣治國”觀念的影響，皇帝與大臣的關係帶有鮮明的主人和奴僕的色彩。大多數情況下，元朝的統治者憑藉簡單的委任責成制度維繫君臣關係，使得寬縱的政策有了更好的發展空間。
元朝入主中原後，沿用南宋的“不立田制，不抑兼併”的土地制度，使得貴族、軍官、宗教首領和大地主階層開始了瘋狂的土地兼併。元朝統治者的寬仁，又使得土地兼併的規模遠超之前的任何朝代，造成了激烈的階級矛盾。
元朝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和色目人佔據高位，漢人和南人負責執行政令。而蒙古人和色目人憑藉特權，公然依法受賄，貪污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在寬仁的政策之下，統治者對這些蒙古貴族的貪污受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使得貪贓枉法成爲元朝官場和社會的通病。
寬仁的政策是把雙刃劍，它爲元朝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又滋生了許多弊端。它的“寬”只是一種相對治國方略的不成熟，一種法制的不健全，所以在促進元朝社會發展的同時，速寫爲了貪腐嚴重、刑罰不一和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元朝統治者又並沒有真正認清這些問題，沒有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治理，所以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動搖了元朝的統治基礎，造成了元朝的滅亡。
朱元璋正是看到了這些因素，纔有感而發，說“元以寬失天下”，並在建立明朝後，舉起“懲元之弊”的大旗，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以嚴猛治國，捍衛明朝的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