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說移民加速了五代十國的形成?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中國歷史時期的移民一直是歷史學界所研究的熱點問題，而且中國歷史時期大範圍的移民主要發生在動亂割據時期。歷史時期大範圍的移民主要有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井田制的破壞，私有土地不斷髮展，諸侯戰亂割據，使人民走出了自己的土地，不斷開始流動。第二個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移民出現的原因與春秋戰國如出一轍。
《顏氏家訓》載："蓋自五胡亂華以後，中原舊族，多僑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北音爲主。而庶族所言，則多爲吳語。蓋自五胡亂華以後，中原舊族，多僑居江左。"
但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移民凸顯了一個更大的特點，就是移民流動範圍更加廣泛，不僅是南北簡單的移動，其中也不乏東西方的移民互動。此外，此時的移民成分也是超出了漢族的界限，許多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不斷吸收中原人民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方式，從而得到進步。原來滯留北方的漢族遺民也是不斷受到遊牧政權文化的衝擊，音樂文化，服飾文化等紛紛呈現出多民族融合的趨勢。
春秋戰國
如果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移民突破了空間和種族的限制，那麼唐末五代時期的戰亂局面導致的移民則是在前者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此時的移民是已經在民族交融逐漸完成的基礎上出現的，此時由於北方戰亂向南方不斷遷移的原中原漢人將更加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手工業生產技術等多種先進文化帶到了南方地區，極大促進了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而正在此時，原來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一家獨大的北方地區逐漸失去往日的輝煌，南方作爲北方先進文化的吸收者，後來居上。正因爲北方成爲藩鎮、五代時期諸侯們互相征伐的主要陣地，而南方則有長江之險始終處於和平安寧的發展環境當中，所以南重北輕的局面逐漸形成。同時南北方不同的政治格局也由於移民的原因呈現出不同的性格特徵，北方重戰爭，重軍事，南方的十國戰爭則甚少於北方五代。
東晉十六國
何爲移民以及五代時期的北方民情
流民應該是移民的一種特殊的表現方式，因爲在一定條件下，二者不但可以相互轉化，而且有時很難區分，把二者隨意地區別開來去解釋某些特定的問題也未必真正恰當。但這是從整體上的形容，並不一定合乎歷史上的某些時期，與此相對的是，這種現象和這種形容也許對一些特定的時期—特別是處於大變革的社會轉型期，更有特殊的意義，而五代十國就是這樣的時期。
隋唐時期，統治者倡導華夷一家的觀念，這不僅僅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更是一種自覺的舉動，因爲畢竟零距離的民族融合進行了幾百年，畢竟自身的強大和自信，已不需要真正的籠絡他族，畢竟自己的身體裏也暢流着少數民族的鮮血。最終，這不可避免的會感染到藩鎮割據的大唐後期，使它發生一種不以自身意識爲轉移的變異。
五代十國
按照上面的解釋，五代中的三個沙陀政權(後唐、後晉、後漢)和沙陀人建立的北漢都屬於滲透型王朝。那我們就從他們的滲透經歷談起，這種滲透實際上就是一種移民。從唐後期開始，西突厥的一支部落崛起於原唐朝北庭都護府管轄範圍之內，曾多次侵擾唐境，成爲較大的邊患。
後助唐鎮壓黃巢暴動有功，其主李克用被封爲河東節度使，之後不斷髮展勢力，招徠移民、擴充軍力、建立穩固的根據地，並與朱溫勢力進行了長期爭戰。最後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滅樑建立後唐，這是五代的第一個沙陀政權。之後，又有兩個沙陀王朝建立，他們也有類似的經歷。因此，重新審視沙陀族的發展特徵對理解五代的形成有很大的幫助，甚至是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視角。
《新五代史》載："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盡忠戰死，以隸河西節度使範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
李克用
從移民視角探討五代形成的原因
沙陀政權的相繼建立是沙陀族勢力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沙陀人漢化過程中重要的一環，而沙陀勢力不斷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它不斷遷徙於適合自身生存的地方，並適時尋找擴大自身實力的機會，抓住機遇，全面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長期與漢人雜處，肯定會受漢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
而漢化的過程即是民族融合的過程，也是民族融合中的主要方式，這種融合會在無形中彌補他們長期以來所具有的一些侷限。另外，沙陀人建立的政權或王朝內還有其他內遷的少數民族，如回鶻、吐谷渾等，他們和沙陀人一起爲創建強大的民族政權做出了重大貢獻。
黃巢
五代沙陀政權都曾以積極的商業優惠貿易來吸引周邊的少數民族，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後唐時期中原戰馬嚴重不足，因此，中央政府便積極引進西北少數民族販賣的戰馬，且通過內地人民的手工業品以及日常用品進行交換。同時，周邊民族中的許多商人及其家屬受商業利潤的誘惑和中原繁華的吸引，也都願意留居中原地區。
《舊五代史》載："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集，而所售過常直，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齎，歲耗百萬計。"
對周邊民族實行羈縻政策不僅僅是漢族政權的專利，少數民族往往以某種特別的方式收到特別的效果。少數民族也許更看中商利，從商爲利在某種程度上更有利於移民現象的活躍和人口的流動。五代政權的漢族建立者和五代政權的將領們的經歷對解釋五代局面的形成及其特徵，也應有一定的關係。他的手下將領和普通士兵中的一大部分也是這種形式的移民。
李存勖
民衆南移對於南方政權格局形成的重要影響
自安史之亂起，北方戰亂不斷，爲躲避戰亂及與此相關的重稅問題，北方民衆大量南下，且持續不斷。這爲南方提供了大批的勞力、先進的技術、足額的賦稅、夠用的徭役、大量的兵源，還有軟實力的文化、禮儀、制度等，這些不僅是治國之需，更爲南方區域集團或政權的廣泛建立奠定了現實基礎。
《舊唐書》載："江淮轉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
南方九國的建立者基本上都是北方人，他們一般都曾受唐政府的任命冊封，都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也懂得大量的官方禮儀和從政經驗。他們從北方來到南方，也算是一種非典型性移民，這種雙重身份使他們也具有些許的進取心，特別的經歷和特殊的認知也許使他們更有一種深層次的現實畏懼感，更注意團結和爭取同是北方老鄉的移(流)民的支持，注意完善統治手段和執政機構。
南唐後主 李煜
黃巢暴動對南方政治建構產生了重要影響。參加黃巢隊伍的很多人都是流民，而且隊伍又經常東奔西突，人員不斷增減，成員不斷換血，這是一種交流與互動，與某種因素結合可能會問接地影響到地域社會狀況。比如。隊伍中的一些人可能掉隊或投降，從而無奈地留居他鄉，這是一種規模不大但影響不小的移民方式。
他們也許更有可能和機會在客觀上列南方建構起較大之作用。同時，爲鎮壓暴動，唐政府調兵遣將，大批軍人開往各地特別是南方，這些人長期駐紮南方，並與當地土兵相結合，久之發展爲軍鎮或"地方軍事集團"。南方社會出現軍事化的明顯跡象，爲南方將領割據甚至建國提供了條件。
朱溫
評價
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紛擾割裂的時期，當然我們後人也會經常給這個時期以分裂動亂的標籤。但是五代十國又是中國封建歷史時期一個不可忽視的時期，因爲它是承上啓下的時期，中原民族的南遷，使得經濟中心不斷南移，這個過程在南宋時期徹底完成，這離不開人員的流動和遷徙。
安史之亂的發生，更進一步改變了藩鎮的佈局，爲了平叛，大量的西北軍內調和在內地設鎮，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也是一種特殊形態的軍事性移民。南下的河朔軍人滯留各地，成爲各地藩鎮軍隊的重要甚至是主體部分;平亂後，爲安置叛軍降將，唐政府在北方也設置了大批軍鎮，它們交錯分佈於河東、中原、江淮之問。他們不但帶來了邊地習俗觀念，也帶來了不少的與軍事有聯繫的人口。
這是一種既可直接利用，同時能夠不斷繁衍傳承的智慧資源。它們的存在不僅影響了唐後期的政局，也成爲後來五代更替的又一股推動力。南方的軍鎮或將領乘平暴之機招兵買馬、擴充地盤，以正當的理由一步步壯大;同時，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時局動盪，地方將領無法保障與中央的政令通暢，因此，中央自覺地授予地方將帥代表朝廷全權處理軍務甚至是政務的權力，這種軟支持便利了將領們繼續自己的事業。
唐朝後期，政府財稅收入的大部分靠江南，基於此，唐政府非常重視南方稅收，在南方設置大量收稅機構，並派北方得力人士南下長期把持，這些皇派人既鍛鍊了自身的政治才幹，又提高了經濟容納度，這就是一種自主離心力的前奏。更爲重要的是，個人利益的升化和內斂，使之與地方利益者有機結合到了一起。這種局面的進一步發展和伴隨着因稅收機構的成熟而導致的機構擴散化和組織正規化，地方政權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