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的歷史作用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科舉制度培養了大批人才
因爲這一制度培養了一大批人才，雖然這些人才最後能通過考試進入仕途的爲數不多，但是客觀上卻在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懂語言、懂古文，能讀會寫，雖然很多人最終不能做官，但是還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選擇。比如李時珍成了著名的中醫，還有人當了教師。
中國古代科舉客觀、公平、公正三原則仍然值得借鑑
科舉制的發明，摒除了權力的干擾，保證選拔的公正、公平。科舉制另一個重要功能，是保持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使“底層”可以通過苦讀考試升至“上層”。科舉雖已廢除百年，但它所體現的考試、選拔人才的客觀、公平、公正，仍值得借鑑、承繼。在無法限制不正當權力的時候，只有嚴格考試才最爲公平，爲“底層”提供了改變命運的可能，雖然弊端明顯，但別無選擇。
科舉制歷史作用：爲平民提供參與權力的平臺
科舉制度廢除一百年了，百年來人們一直對它褒貶不一。其實，當我們冷靜、科學、理性地對它重新審視，不難發現，它蘊涵着十分珍貴的可供借鑑的基本原理——選考。所謂選考，即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它與現代西方人事行政學中的“考選”(Selection)概念大體相同。以上的各項制度，自宋以後一直沿用。而這些做法，即便在當今考試中，仍然不失其使用價值。
學者：是時候終結盲目批判科舉的時代了
理論上說考試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才方式，但實際上卻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競爭方式，而考試的辦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壞的情況出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過千百年中多次對比實踐，證明科舉考試遠比其他選材方法來得公平和有效，科舉制才能歷久不廢。在科舉制百年祭的當口，我們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提出：終結盲目批判科舉的時代，此其時也。
將科舉妖魔化的時代
在1905年廢科舉前夕，許多進步人士已批判過科舉制，特別是激烈地抨擊八股文這種科舉考試文體，康有爲甚至認爲清末割地賠款都是八股之過。可以說，明末以來批判科舉制的矛頭基本上都是對準八股文的，是八股文拖累了整個科舉制度。鄧嗣禹便認爲清末廢科舉之原因，一爲八股文之反動，二爲外患之刺激。（注：鄧嗣禹：《中國考試製度史》，臺北學生書局，1967年版，第268頁。）儘管在1901年以後，八股文已先被廢去，但人們對科舉制的壞印象已經形成，向近代文官考試製度轉型的努力還未實現，科舉制便已被徹底廢去，以至於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科舉史上最後兩科的考試內容已和現代文官考試或公務員考試基本相同；以致人們一提起科舉，就想到八股文，就覺得科舉是一個壞東西。
廢科舉後的100年，大體上可以說是將科舉制妖魔化的時代。由於已經形成了思維定勢，許多人對科舉的認識遵行這樣的邏輯：因爲科舉制很壞，所以纔會被廢除；因爲科舉制被廢，所以科舉制肯定很壞。在清末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中，在科舉制度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廢止科舉是歷史的必然。但是，不能因爲科舉制被廢了就將其說得一無是處，就將各種罪責都歸結到科舉制的頭上。當對中國的官場腐敗、科技落後、割地賠款無法找出更好的解釋的時候，委罪於科舉制是一種常見的思路，但卻是一種簡單化的做法。科舉取士利弊兼具，且影響重大而複雜，向來是傳統社會關注和議論的熱點問題，讚美與批評者都很多。然而，現代人在對待科舉的態度上，存在着一種簡單片面地劃分歷史人物進步與否的辦法，凡是批評科舉的則說明其進步而受到肯定，若說科舉好話則屬於落後人物。同一個人的不同言論若是反科舉的，則是進步的、有見識的，若是肯定科舉的言論，則屬於落後的、沒有批判精神的。
而且多數論著往往有意無意中省略肯定科舉的人物和言論。這已形成了簡單化的科舉制評價套路，或者說一種八股式的評價模式。其中部分原因是受清末廢科舉時過激言論的影響，而清末士人批判科舉卻有以偏概全之嫌。（注：劉海峯：《知今通古論科舉》，《教育研究》2003年第12期。）受認定科舉制很壞的思維定勢影響，當人們分析歷史上一些問題時，往往不假思索地將罪過歸結到科舉制頭上。爲了批判科舉制，有時甚至倒果爲因。例如，不少人連清末官場腐敗的原因也歸罪於科舉制，但是很少考慮到，1905年以後沒有了科舉制，官場的險惡程度一點也沒有減少，而且植黨營私、派系傾軋的情況還變本加厲，實際上官場腐敗是促使科舉制加速滅亡的原因之一。又如，解決不了官本位的痼疾，就說是長期的科舉制造成了官本位的傳統，也不仔細思考一下，在科舉制產生之前，中國的官本位體制已經形成。往科舉制中尋找官本位的根源，只是看到問題的表面，而沒有洞見事實的本源。科舉制承負了許多本不該由其承擔的罪責。
例如，不少人批評科舉制不平等，因爲它不允許佔半數人口的女性報考，似乎婦女無權參政就是科舉的錯。這實在是冤枉了科舉制，婦女無權參政並非科舉的罪過，而是傳統社會的官僚結構使然。（注：劉海峯：《爲科舉制平反》，《書屋》，2005年第1期。）
不是我們的祖先沒有創造性，不是我們的先民故意限制女性報考。無論古代科舉制度的創制者或改革者再有創意，也不會將女性包括到考生中來，因爲在父權時代或男權時代，各級政府中本身就沒有設女性官員，科舉怎麼會去招考女性呢？
古人也不是全然想不到要爲女性開闢科舉的途徑，例如，清代有《女開科傳》的小說構想出專門的女性科舉，清末小說《續鏡花緣》也構想出武則天開女子科舉直至發榜的情節。當太平天國政權中設有女性官員時，便有關於類似女子科舉的記載。只是一般情況下，傳統社會遵守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政府中沒有女官，科舉自然不會招考女生。其實，很多批判科舉的說法都不太全面。
在分析近代中國落後捱打的原因時，科舉制成了替罪羊，似乎一切都是科舉的錯。長此以往，科舉在許多人心目中已成了一個醜惡的名詞。當要說某一種考試或機制不好時，說其“變成了科舉”便已足矣，便是很重的批評。許多人對“科舉”一詞避之惟恐不及，即使有人不再將進士和舉人視爲貶義詞，偶爾比附一下，也多會遭到激烈的抨擊。
例如，2003年8月，北京西南部門頭溝區靈水村舉辦“舉人節”（又稱舉人“金榜”文化節），試圖通過此活動募集資金修繕已經瀕臨坍塌的大量珍貴古建築，結果招來許多媒體的冷嘲熱諷。2004年夏，北京安定門街道與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奧運研究中心合作，準備將1978年以來各省的高考狀元大名刻錄成碑，立在北京孔廟中，與198塊元、明、清三代進士碑比肩而立。媒體報道後引起軒然大波，有的人認爲這是足可詫異的奇事，認爲“不要看科舉制度廢除了百年，但科舉之歷史幽魂，借得高考制度的皮囊，繼續纏繞在國人的心頭”；“百年之後科舉精神又借屍還魂，木乃伊歸來了。”（注：許紀霖：《高考狀元碑背後的科舉幽魂》，《南方都市報》2004年9月15日。）在激烈的批判聲中，該計劃當然只好作罷。
由此事件，可見“科舉”一詞的殺傷力之一斑。在政治左右學術的極左年代，對帝制時代的許多方面都加以批判，但文革中的科舉批判觀卻與清朝末年出奇地一致，而且，對批判科舉的激烈程度還變本加厲，以至登峯造極，把科舉罵得一無是處。
在對科舉一片責罵聲中，情緒淹沒了理智，成見代替了判斷。然而，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多年後，許多人對科舉的印象還停留在清朝末年或文革時期，以爲科舉是一種壞透頂的制度。在科舉制廢止一百年後，是應該走出盲目批判科舉制的時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