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犖(1913—1986年)，浙江餘姚人。1937年畢業於上海正風文學院。曾任上海太炎文學院、中央大學、山東大學教授。建國後，歷任山東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中國唐史學會第一、二屆副理事長，山東省史學會第一、二屆理事長，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專於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著有《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北周六典》等。
個人生活
愛好詩文
先生自幼愛好詩文，在上海正風文學院求學期間，因詩寫得好，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賞識，收爲晚年弟子，章先生對他的影響甚大。30年代初，開始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時，曾向章先生請教治學方向，老師告訴他“民族危亡關頭，欲保種姓，必須熱愛祖國曆史。”王先生從此明確意識到史學研究與祖國命運的密切關係，樹立起爲復興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而且爲此奮鬥了一生。
爲人師表
王仲犖先生桃李遍天下，山大現有許多老師都是他的弟子。先生逝世後，他的弟子兼同事，山大歷史系教授鄭佩欣先生有輓聯雲：
“有遺著四百萬字 育齊魯三千英才”
先生非常愛護學生，早在中央大學任教時，就因支持學生民主運動，受到排斥。在山大任教期間，經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資接濟學生。對於學生的困難，他總是熱心地給以解決。他總是將學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對學生的關心甚於對自己的關心。他視學生如己出，倘若學生犯了錯誤，他首先做的是自責，然後纔去教育學生。
在先生心目中，學生的前途是最重要的。齊濤先生(現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黨組書記，省委高校工委書記，省社科聯副主席，曾主編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史》)是他的學生，學校本來安排他讀完碩士之後接替王先生的夫人鄭宜秀教授的工作，以便鄭老師有時間更好地照顧王先生(先生當時有心臟病)，但先生看出齊濤是個人才，不願因爲自己影響他日後的錦繡前程，並未接受學校的安排，還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繼續教導齊濤，直到先生病逝。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啓功先生聞王仲犖先生病逝，撰有輓聯：
直諒多聞，是爲益友。
精勤蓋代，無愧宗師。
平凡生活
先生拼搏奮鬥了一生，成就了他光輝的業績。先生不僅有着偉大的一面，也有着自己平凡的生活。
先生生活簡樸，當年與鄭宜秀老師結婚時，其家當只有一件替換的破夾襖。家裏的水泥地板壞了，自己找來工具，親手修好。
先生秉性耿直，做人極有原則。一次開會，領導不公平處理一件事，先生馬上就站起來：“給我找車子，我身體不好，要回家了。”先生並不怕因此而得罪領導。因爲王先生德高望重，許多領導經常看望他，他也從來不回訪，有人貼大字報說他架子大，稱他爲“祖師爺”，他也一笑置之。
仲犖先生又是個極爲重感情的人。對於自己的恩師章太炎先生，他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對恩師有着深沉真摯的懷念之情。他認爲“太炎先生是一個被臺灣海峽兩邊政治家和歷史家誤會，冷淡了許久的歷史人物”，“現在對太炎先生的評價，有許多不實之處，不公之論，是應當矯枉的。”爲了澄清事實，他不辭辛勞的撰寫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後又參與編輯《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餘天，還在病榻上與華中師範大學校長章開沅教授談《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
先生一生交友廣泛，而且和朋友感情極好，大概是先生是重感情的緣故。如果朋友有困難，先生總是想盡辦法，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朋友。在山大，先生和童書業先生過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歡吃蛋炒飯，仲犖先生就經常親自做給童先生吃。文革時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兩個人相互扶持，共同經歷了風風雨雨，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
先生對山大也很有感情。當年北大三次來邀請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絕了，畢竟在山大已經呆了幾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山大已經成爲我的第二故鄉了”。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先生又怎麼捨得山大呢!
先生不僅是個好學生，是位好老師，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他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先生很愛家，也很會照顧家人。和鄭宜秀老師結婚三十餘載，相濡以沫，恩愛逾常。相互扶持，互敬互愛，共同走過艱難的歲月。因爲鄭宜秀老師的工作比較忙，先生就主動負責起照顧家和孩子的工作，用行動來支持鄭宜秀老師。在孩子眼裏，王仲犖先生是個慈父，他對待子女很民主，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並且恰當地給予正確的引導。因爲先生總是很風趣，說話很幽默，所以家裏總是洋溢着祥和歡樂的氣息。
仲犖先生正是這樣一個人，一個雖然平凡卻處處閃着耀眼光芒的人。
捍衛民族尊嚴
1936年，章太炎先生在蘇州病逝，臨死前立下遺囑“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孫孫毋食其官俸。”這幾句話雖然是對他的兒女說的，但王先生身體力行，用實際行動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先生從浙江老家回到被日軍佔領的上海，和一批進步人士在租界創建了太炎文學院，王先生任院長祕書室主任兼中國通史教授，講授中華三千年歷史(民國通用教材)。課堂上，先生意氣風發，慷慨陳詞，極大激發了學生的愛國熱情。日僞當局對此極爲恐懼，起先以“號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責難，繼而給先生寄去了裝有子彈的信函。雖然受到如此恫嚇，先生卻泰然處之，繼續走自己的路。直到1940年，汪僞政權粉墨登場，太炎文學院爲避免成爲汪僞政府的文化工具，宣佈解散，先生就此離開上海。
1940年底，先生抵達昆明，任雲貴監察使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祕書。1942年，怒江前線告急，適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虛弱，但仍然堅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龍城等地參與指揮抗擊日軍。當前線統帥部決定撤軍回昆明時，先生極力反對，並正確分析了敵我形勢，指出我方優勢，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統帥部最終採納了王先生的建議。固守怒江，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1942年底，先生赴重慶中央大學任教，1945年，中央大學遷至南京。南京當時處在內戰前線，學生運動此起彼伏，先生支持學生民主運動，中央大學當局對此甚爲不滿，於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先生當然不能倖免。1947年春，時年34歲的王仲犖先生北上青島任教於山東大學，直到逝世，在山大教書近40年。
在山大教學的生涯中，先生雖然一心鑽研學術，但是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他仍然十分關心國家命運，關注着共和國的成長。1976年，“四五”事件發生，先生曾詩云：“天安門前花如雪，烈士碑成墮淚碑，總理有靈應喜甚，中華個個好男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