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40年8月，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才結束使命，圖書館正式成立，並由蔣復璁擔任代理館長。1941年初，耗資10萬元興建的國立中央圖書館重慶分館落成並啓用，分館共三層，坐落在重慶兩路口復興路(今長江路)56號，也就是兩路口通往佛圖關方向左側的半山坡上。
當時，圖書館在冊的職員只有65人，分散在特藏組、編目組、採訪組、閱覽組等職能部門。圖書館開放後，比起人手少，更大的問題是藏書量受到重創，長此以往難以滿足當地市民的閱讀需求。此時，錯過西遷開頭的蔣復璁決定重新蒐集因戰亂散出的典籍，甚至不惜深入敵後搶購書籍。
“文獻保存同志會”四處收集藏書
蔣復璁購得幾萬冊古籍全部運抵重慶
購入新書該從哪兒下手?蔣復璁爲此特地去請教他的老師胡適，胡適說：“北平圖書館有古董，你們中央圖書館卻沒有，我勸你先蒐集新古董，因你在南京，可去搜集政府機構出版的多種公報及官方文書，惠而不貴，都是將來的頭等史料。”
蔣復璁用了2年，當真就基本補齊了各種公報，但“北平圖書館有古董”的話始終繚繞在他心裏。搶救古籍是一項隨時有生命危險的工作，爲了充實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古籍存量，他改名換姓，避開敵人耳目潛赴上海購書。
據說，1940年元旦蔣復璁奉命從重慶飛往香港，聯繫書畫藝術家葉恭綽收購廣東等地散出的古籍，接着去當時的“淪陷區”上海。儘管變換了姓名，在離港前一日蔣復璁依然被人跟蹤;在上海辦完事後已近春節，蔣復璁未與寄居上海的家人團聚就返回重慶。事後才知道日本特務機構當時已偵知他在上海，正四處緝拿。
抗戰初期，江浙皖滬一帶的藏書世家迫於生計，又擔心先代的珍藏和自己多年的心血隨時會遭人劫掠，決意出讓手中的善本書籍，因此大批善本圖書集中流入上海的書肆。鄭振鐸、何炳鬆、張壽鏞等5位愛國人士痛惜國寶散失，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請求教育部撥款收購書籍。
得知這一消息，蔣復璁很快聯絡到這5人，向他們祕密購書。吳興張鈞衡適園、劉承幹嘉業堂、金陵鄧邦述羣碧樓……江蘇和廣州一帶的著名藏書樓擁有的萬冊舊藏珍籍，都被蔣復璁收入了國立中央圖書館。
到1940年末，“文獻保存同志會”購得的淪陷區散佚古籍超過了30000部，其中更有宋刊本《禮記》《後漢書》《五臣註文選》《中興館閣錄》等國寶級的善本。但要在當時妥善保存這批古籍，最好的方法是從上海搶運出去。次年7月，80多箱甲類古籍被運往上海，經改裝後空運到了重慶，香港大學的一個臨時辦事處成了搶運的“中轉站”。
戰爭期間，沒有人能預料到這些書籍會在路上耽擱多久。所有的古籍都用油紙包裹防止水浸，然後整齊地碼在大木箱中，書籍間還夾着樟腦丸驅蟲，幾萬冊的書籍就在這樣嚴密保護下，安然無恙地分批收入圖書館，上萬冊的書籍在抗戰結束後才流入庫中。
抗戰後前往臺灣一生和書籍打交道
以“圖書館人”書寫自己墓誌銘
相比在大陸，蔣復璁在臺灣的名氣更響亮，人們所熟知的並不是一位奔走在戰火中的圖書館人，而是“臺北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1949年，蔣復璁將幾批書籍安頓到臺灣後，隨國民政府移居臺灣，並於上世紀60年代出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臺北故宮前院長周功鑫曾擔任蔣復璁的祕書10年。
記者從臺灣輔仁大學找到了周功鑫的E-mail，向她諮詢蔣復璁生前爲圖書館奔波的舊事。回信中，周功鑫不無遺憾地寫道：“蔣復璁院長於1937年前後服務圖書館界這段歷史，臺灣目前圖書館同行幾乎都不太熟悉蔣院長，而且資料也不易找。”
1965年9月，臺北故宮博物院成立，蔣復璁同年辭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職務，似乎就此斷開了和圖書館的緣分。儘管如此，蔣復璁依然評價：“蓋棺定論，我是一個圖書管理員，死後名字旁邊刻上‘圖書館某某人’。”
蔣復璁終其一生都在和書籍、圖書館打交道。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的羅益羣稱讚這位同行“以一個圖書館專家的學識和眼光來建設和管理博物院”，把臺北故宮博物院內的圖書館打造成了臺灣收藏藝術書籍和善本圖書最多的地方。
有人說，在蔣復璁的堅持和公衆的輿論支持下，大陸遷往臺灣的大部分書籍才得以在臺灣公開閱覽。如今走在臺灣的大街小巷，書店幾乎和咖啡館同樣密集，公園、捷運甚至是便利店臨窗的吧檯前，總能看到有人在低頭閱讀。這樣的氛圍，想來和蔣復璁等人的努力不無關係。
幼子蔣祖怡至今保存着蔣復璁的著作，由於分別時太過年幼，國立中央圖書館西遷的這段經歷，蔣祖怡主要是從這本《我與中央圖書館》裏翻出來的。他說：“這篇文章後來在臺灣發表過，記錄了蔣復璁從中央圖書館成立到1965年辭去館長職務這30多年的經歷。”
更詳細的資料被收錄在長達5卷的《珍帚齋文集》裏。在蔣復璁的作品裏，對圖書館西遷或遷回南京的經過始終沒有太多記載，也不曾抱怨國立中央圖書館一路走來的難處，書裏只有簡單的時間和數字，每一筆都見證了圖書館人的心血。也許這就是文人的固執，是炮火和硝煙中，一場無須兵戎相見的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