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2年，胡適擔任駐美大使，爲中國的抗戰尋求美國朝野的支持。在書信和日記中，他多次提到過這一時期的生活情況，其中就包括個人的收支情況。對他這一期間的個人收支情況做一個簡單的分析，也許會有助於更多地瞭解胡適的個人品質。
胡適是一個精明人。無論是在學問方面還是政治方面，他都做得遊刃有餘。不過，在錢財方面，胡適卻並不像有些人那樣“精明”。據說，1921年亞東圖書館的汪原放到北京拜訪胡適，胡適的妻子江冬秀談起，原先居住在竹竿巷時胡適的每月薪水都放在一個地方，自己並不過問，家裏的幫傭買米買油都是自己拿錢。有一次，可能是幫傭私吞了一部分，竟然出現了短短時間內幾人吃掉幾擔米的現象。不得已之下，江冬秀只好辭掉僕人，自己管理家務。這件事應該頗能說明胡適對錢財的態度和處理方法。
在美國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期間，每月540美元薪水是他的主要收入。這在消費水平較高的美國不能算高收入。但由於駐美大使屬於公職，有些開銷不需要從個人薪水中支付。胡適曾在與親友書信中談到過：“我的日用不需多少錢，所以每月還可以餘點錢買書。房子不用我出錢，汽車汽油都是公家開支。”
胡適說他的日用不需要多少錢，這僅僅是指他自己一個人在美國的生活而言。實際上，他的支出除了要負擔自己的日常生活，還要負擔家庭的正常開銷。在他這個大家庭中，除了他都是清一色的純消費者。
他在1938年至1942年間的大使任期內，胡適的個人支出主要包括個人日常生活和江冬秀在國內的家庭支出，以及兩個兒子的教育費用等。另外尚有零碎支出，譬如，給江冬秀買點零用品啦，自己買點茶葉啦等等。再譬如，江冬秀收了很多幹女兒，這樣一來，作爲乾爹的胡適少不得給她們買些小禮物。1940年8月13日，他就託人捎了7雙襪子、3只錢包和5個粉盒帶回國內，分送給乾女兒。花費雖不是太多，但總還要花錢的。
胡適此間在個人錢財上的特點是：清、儉、困。
所謂“清”，是指胡適在個人收支上清楚、明白、清廉和公私分明。胡適的清廉有口皆碑。他去世後，梁實秋先生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說：‘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報銷的。胡先生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繳還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領，站在臺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爲?’”梁實秋認爲，像胡適這種不領特支費的，除了任過外交部長的羅文幹，別無第三人。
胡適到任後的頭兩個月未領到薪俸，不得不自己先墊付花銷，其中甚至包括使館其他人員的開支。不久，他又大病一場，花費了將近4000美元，其經濟困難可想而知。但儘管如此，他仍然謝絕了孔祥熙匯來的3000美元資助費。在困難面前，胡適總是保持樂觀，他曾在信中對妻子說：“我過的日子總算頂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難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飛機炸彈的驚恐的人民，我這裏總可算是天堂了。”
還有一件事，也可以說明胡適的“清”。胡適卸任後，孔祥熙以爲他可能比較困窘，所以想資助他一下。但胡適卻回信說：“弟到任之日，即將公費與俸給完全分開，公費由館員兩人負責開支。四年來每有不足，均實報請部補發。弟俸給所餘，足敷個人生活及次兒學費。”
所謂“儉”，是指胡適在個人支出方面的節約、儉樸。胡適出身於安徽望族，可以說自小衣食無慮，而且受過西方文明的薰陶，也見識過歐美權貴的享受，但他在生活方面卻仍然保持着艱苦樸素的品質。這一點從他在美國期間的生活中體現得格外明顯。在美國，他總是儘可能地減少不必要的開支，無論是公款還是私款，能節約一分就節約一分。如出門公幹，爲了省下門前叫車要付的小費，他都是跑到大使館門前大道的拐角處才叫車。江冬秀給他寄衣服，他寫信告訴妻子，自己的一些衣服沒捨得，還都很新，不要寄太多的衣服。如果說一個窮得身無分文的人這樣做，是完全應該的，但以胡適的身份和名望，卻能夠節省到這種程度，不浪費一分錢，實在是難能可貴。
所謂“困”，是指胡適個人經濟的窮困。任大使期間，胡適的月薪是540美元。這540美元除了滿足自己的必要開支，還要寄回國內供養老婆和孩子，所以花起來很是拮据。倘若再有個大病小災，情況就更加困難。胡適剛到美國，就因病欠下4000美元的債務，不久長子胡祖望來美留學又需要一大筆費用，結果弄得他爲錢所困。1941年4月，胡祖望在美尚有一年半才能完成學業，第三個孩子胡思杜又將赴美求學，再加上江冬秀在國內開支頗大，胡適甚感經濟緊張。所以他除了讓胡思杜到消費較低的美國中部的大學就讀，以節省費用外，自己也“設法子去賣文章或賣演講，替兒子籌備一點美金”，並且說“我從現在起，要替他儲蓄一筆學費。凡我在外面講演或賣文字收入的錢，都存在這個儲蓄戶頭，作爲小兒子求學的費用”。在一般意義上，窮困也許意味着無能，意味着恥辱，但在胡適身上，這種窮困卻是一種無窮的動力。
從1938年到1939年是胡適經濟上最爲困難的時候。使館要正常運轉，但又一下子領不到經費;生病住院一下子又花掉了他大半年的薪俸;家裏需要補貼;孩子上學需要交費。一筆筆大花銷逼得胡適不得不去借債。一時間，債臺高築，爲了償還債務、解決入不敷出的問題，胡適用了許多辦法。首先是多方暗示妻子，在家要一切從簡。他在1939年9月21日和1941年4月10日兩次給妻子寫信，都間接地透露出了家用開支太大的問題，並暗示她儘量減少家用，以緩困境。其次是儘量壓縮自己的個人開支。衆所周知，胡適一度嗜好煙茶。在家書中，他曾多次要妻子寄茶葉到美國，多時達40斤，少時亦有10餘瓶，但是爲了節省，不喝太貴的茶葉。他曾在信中對江冬秀說：“只要上等可吃的茶葉就好了，不必要頂貴的。”到美國後，一方面由於病情，另一方面更是爲了節省支出，胡適也一度把煙戒掉。第三是設法降低往來匯寄費用。1935年6月25日，胡適寫信給妻子，讓她把北平的部分書運到美國。爲了節省運費，並告誡要用Fre igh t方式裝運，因爲這樣“運費不至太貴”。至於從美國給妻子買東西，則都是請人順便捎回，以減免匯寄費用。在寄錢問題上，胡適更是下了一番腦筋，思考如何降低寄費。先是通過“中基會”匯轉，後又寄美元回國。但這兩種方法成本都比較高，於是又改爲請人捎帶回國。第四，儘量買便宜、實用的物件給妻子。胡適給妻子買過的東西有西洋參和襪子等。西洋參只寄過兩次，多數寄的是襪子。襪子既實用又便宜。
總之，從個人經濟的角度來說，胡適在美生涯是艱辛而又苦澀的。他沒有把這個在別人看來是肥缺的職位當作斂財的機會，而是想盡各種辦法，儘可能地自己解決經濟困難。這種選擇雖然苦澀，但胡適的人格卻因此而更加具有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