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謂的民主建國軍“叛亂”事件
早在1946年底，就在民主建國軍內發生了一起所謂的“特務案件”。當時因爲部隊供給困難，允許部隊搞一些長途販運，主要經營布匹及日用品。一名保衛幹部在集市上看見民主建國軍的一位連長向一個商人舉三個指頭，就說他是向特務發暗號，把他拘捕。後嚴刑逼供，屈打成招，供出了一批“通敵”人員，其中涉及到民主建國軍一些營、團幹部和更高層的領導。剛開始時涉及的人不多，範圍不大，這些人被陸續送到設在潞城的神泉村訓練班審訊。隨着逼、供、信的規模越來越大，有的人在嚴刑下開始胡說，又供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寬，層次越來越高，攪得民主建國軍內謠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湊巧的是，這段時間裏，民主建國軍總部王莊駐地，確有國民黨人來策反，就是高樹勳原來的馬師長從西安派人帶信給他，讓他“棄暗投明”。高樹勳將信送給軍區首長，然後把人看守起來。沒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因此，有人懷疑是高樹勳有意放跑的。接着，軍區個別領導指定當時給高樹勳當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樹勳，進行監視。後來，隨着國民黨加緊策反活動，我軍後方空虛，氣氛越來越緊張。在複雜局面之下，軍區一個負責同志下了結論說：“郝鵬舉(徐州警備司令，先起義、又叛變)叛變了，我們對高樹勳先下手爲強，打主動仗。”
高樹勳夫婦被押到軍區駐地，繼續審查。抓捕高樹勳的政工人員在給軍區的報告中誇大其詞：“……經戰鬥，解除了高樹勳的武裝。”
晉冀魯豫軍區很快將情況報告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回電說：高樹勳邯鄲起義有功，必須保證他的人身安全。這樣，總算把高樹勳在萬分危急的情況下保了下來。
這期間，尤其荒唐的是，曾冒着生命危險深入國民黨軍隊，策動高樹勳部起義的共產黨員王定南，也被突然扣押了起來，五花大綁被送到神泉訓練班，逼他承認“參與高樹勳暴動”。王定南堅決不承認，審問人員說他不老實，將他吊打、背銬56天。
王定南一口咬定沒有此事，還高聲說：“我要向黨中央申訴!”因爲他態度“頑固”，便一直被關押，直到1953年才從北京監獄中被放出來。
二、當事人的回憶錄
當時就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的徐向前幾十年後，在《初到解放戰爭前線》這篇回憶錄裏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到達長治市。長治是晉東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十字形的街道，商業發達，市面繁榮。適逢春節，人來人往，鞭炮不停，顯得格外熱鬧。我們住在一所日本式的寬敞住宅裏，據說原來是日本侵略軍師團長的房子。頭天住下，第二天黃傑同志分娩，找人接生，忙活了一陣子。當地駐軍系起義不久的高樹勳部，尚未徹底改編，成份比較複雜，有些人對起義不滿，與特務勾結，暗地裏搞名堂。高樹勳來看過我，請我吃了頓飯，我對他棄暗投明，率部起義，說了些鼓勵的話。
晉冀魯豫主力部隊向南集中，準備渡黃河南進，上黨地區空虛。我剛剛上任，就接到報告，說高樹勳部擬利用我腹地空虛的機會，發動叛亂，帶部隊過黃河，投靠蔣介石。該部起義後，我軍曾派了一些政工幹部去工作，普遍開展下層的翻身運動，撤換反動軍官，發展黨的力量，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高樹勳在一些上層反動軍官及特務的包圍下，對我離心離德，並與國民黨軍統洛陽站取得聯繫，祕密召開反動軍官會議，加緊進行叛變的準備。經請示中央和劉、鄧，我們決定採取先發制人的方針，防患於未然。六月中旬，我派往高部的政工人員帶領士兵首先扣押第一師的反動軍官，接着包圍高樹勳總部及住宅，經戰鬥，高被解除武裝。連同該部一軍、二軍的高級反動軍官，一併送來軍區司令部，聽候處理。高樹勳起義有功，與堅持叛變的反動分子不同，故中央採取寬大政策，只讓我們對其進行批評教育，仍留軍區工作。這一事件的順利平息，證明我們採取的方針和措施是正確的。
——徐向前是參與直接處理的負責人之一，當時，劉鄧遠征，中央局和軍區是薄、徐、滕負責。這三人是當事人，回憶具有價值。
老警衛員楊萬聚講述《開國元勳滕代遠往事》說：
1947年初秋的一個深夜，明月已升到當空，銀白色的月光灑滿河北冶陶鎮，人們早己進入沉沉的夢鄉。
晉冀魯豫軍區第二副司令員滕代遠就住在這個鎮一個普通的農家四合院裏。
此時已是後半夜二三點鐘，警衛員楊萬聚安頓好滕副司令員在北房睡覺後，就回到西房值班室。他跟着首長忙碌了一天，實在太困了，把桌上的煤油燈光擰小，準備趴在電話機旁打個盹兒。
“叮鈴鈴!叮鈴鈴!”電話機的響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
楊萬聚一把抓起耳機，只聽對方急促的聲音：“我是太行軍區，找滕副司令有緊急情況報告!”
“首長剛睡下。”楊萬聚壓低聲音說。
“情況萬分緊急，高樹勳的起義部隊要逃跑!”
“稍等，我馬上叫醒首長。”楊萬聚剛走出房門，只聽“嘎吱”一聲，北房的門開了，剛剛入睡的滕副司令員已走出了房門，他被值班室的電話鈴聲驚醒了。
“怎麼回事?”滕副司令員急切地問。
“太行軍區報告，說高樹勳的部隊要逃跑。”
滕副司令員一聽立即返回北房，抓起電話就對總機說“把太行軍區的電話轉過來。”
滕代遠從電話中得知，高樹勳的起義部隊準備脫離我軍，要逃到還沒有解放的安陽、新鄉。滕代遠當即果斷地說：“要千方百計穩住高樹勳，對少數頑固分子可以就地控制起來。等我到後再處理。”
緊接着，滕代遠與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徐向前連夜研究了處置方案。次日天剛亮，滕代遠就帶着一個警衛排，乘坐一輛中吉普車和一輛大卡車，緊急趕往高樹勳部隊駐地。滕代遠到達高樹勳部隊駐地時，太行軍區已經採取措施，高的部隊穩定下來了。
滕代遠代表軍區宣佈，高樹勳的原班人員解散，排以上幹部全部到濟南軍政大學學習。高樹勳和其夫人，由滕代遠陪同回到了武安冶陶鎮。
三、客觀分析，雙方都心存芥蒂，當屬擦槍險走火
高樹勳起義後，部隊改編爲民主建國軍。爲了把民主建國軍建設成一支新型的軍隊，晉冀魯豫軍區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幹部到軍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統，但在民主建國軍的政治工作人員，沒有按照中共中央對待起義人員的政策，去真誠團結，耐心教育，幫助提高起義人員的思想水平，以使大家逐漸接受共產黨的主張，而是採取“左”的關門主義態度，爭取下級排斥上級，鼓動士兵反對軍官。所以，他們與起義軍官的關係鬧得極不融洽。加上一些政工人員品質不好，弄虛作假以邀功請賞，漸漸把事情推向了極端。
所謂的“民主建國軍叛亂”，當時正值晉冀魯豫主力部隊集中，準備渡黃河南進。情報說，高樹勳部正是打算利用晉冀魯豫根據地腹地空虛的機會發動叛亂。如果從當時的形勢看，對一些人採取一定的防範措施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紅皁白，把近千名排以上幹部關押審訊，並搞逼、供、信，顯然是錯誤的。
在神泉訓練班裏，審問人員讓大家學習他們編寫的《搶救失足者手冊》，強迫大家承認參加了高樹勳組織的叛變，採取吊打、誘供等惡劣手段，搞了很多假口供，冤枉了很多人。
過了幾個月，晉冀魯豫軍區重新派了一些人對民主建國軍“叛變”的事進行了調查，結果不了了之。半年多後，高樹勳終於解脫，開始參加工作。
四、“民主建國軍叛亂事件”的最後結論
在高樹勳率部起義38週年前夕，中共中央決定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召開紀念大會，以這種方式給予平反。1983年10月30日，紀念會在石家莊隆重召開，中共中央統戰部顧問平傑三受中央委託，專門前往參加會議。
當時曾經參加處理民主建國軍問題的薄一波，也給大會發來了賀信：“由高樹勳將軍率領組建的民主建國軍，爲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立下了卓越的功勳;建國後，他們又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繼續作出了貢獻。 ”
1989年11月20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親切接見《第二野戰軍戰史》撰寫組的同志：“我一直遺憾的是，後來我們對高樹勳處理不公道。他的功勞很大。沒有他起義，敵人雖然不會勝利，但是也不會失敗得那樣乾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