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的硝煙還沒有完全消失的時候，在德國高級軍官的戰俘營當中就已經開始了以德國角度爲主的軍事歷史研究。在這中間最爲活躍的人物或者說是最爲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前參謀長，同時更是有德國陸軍反抗納粹地下組織背景弗蘭克·哈德爾。
在哈德爾所主持的戰後評價之中，幾乎所有的德國國防軍的陸軍軍官都沒有幹過任何錯誤或是參加過什麼罪行，錯誤都是元首一個人犯的，而罪行都是SS幹下的。
從一開始起布勞希奇就被排除在外了，尤其因爲他渾身病痛，更因爲他早就已經退出了陸軍總司令部了，所以對他的忽視不光是一種低估，同時更是因爲哈德爾他們不想爲這個標誌人物提供可攻擊的目標而已。
此外，之所以很多人看不起布勞希奇的原因是因爲，在1944年7月20日刺殺行動失敗之後，他不但第一個發表了聲明，同時更讓人感覺意外的是，他竟然給希姆萊發了一封請求信。信的最後要求能給他一個合適的工作，爲了以正軍風。
大家不妨再想想在此之前所提到的燒燬的各種記錄。雖然到如今還沒有能找到布勞希奇參與了7.20的證據，但是按照當時哈德爾所寫的計劃來看，當時他們對付陸軍總司令的計劃只有兩個：第一，幹掉他;第二，將他拉過來。那麼既然布勞希奇沒有死，那麼第二可能性就會更高一些的。
不管如何，以上的事情無法考證。然而值得一說的是，“ 在戰爭開始前不久，OKW曾經向所有各軍師部發了一個通令，其內容是關於在蘇聯境內，如何對待平民和戰俘的問題。那通令上面規定假使兵員對平民和戰俘有處置過當的地方，這個負責的軍人並不需要立即交付軍法審判和處罰，而只是由他的直屬長官酌情加以懲處即可。很明顯的，這個命令對於軍紀的維持具有非常負面的影響作用。我們的陸軍總司令本人也一定認清了這一點，所以在轉達這個命令的時候，布勞希奇元帥本人也曾加了一個按語，說這個命令的執行以不妨害軍紀爲原則。” 儘管這是一位弱氣的陸軍總司令，然而不可否認他身爲一個軍人應有的原則。
在後世，能夠提到這位德軍總司令的時候並不是很多。這個不是因爲他的能力或是說他的作用，而是因爲大家都將注意力放到了亮光下的人身上。在後來的自己“懺悔”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在爲自己尋找一個可以逃生的機會。
布勞希奇作爲軍人是優秀且值得肯定的，因爲他專業而理智，優雅而忠誠，還帶有不關心政治和絕對中立的美好品質。但是作爲德國陸軍總司令，作爲掌握了300萬軍人的將領，不可否認的是，他在任職期間也做了不少努力試圖說服希特勒，並且維護了軍紀和一些人道主義原則。然而被出身、身份和性格所束縛，他沒有能夠很好意識的自己身上所擔負的重任而將自己的信念貫徹到底。
他的病逝使他失去了他唯一可以爲自己澄清的機會。他那沒有機會所寫下的遺囑或許和很多很多德國的軍人都一樣，儘管我們沒有機會去仔細研究探討了。
就像凱特爾在紐倫堡審判之後自己所做的最後聲明：“我曾經相信過，我曾經犯過錯誤，同時我更沒有能夠去改變那些本必須去阻擋的東西。這就是我的命運。(Ich habe geglaubt, ich habe geirrt und war nicht imstande zu verhindern, was hätte verhindert werden müssen. Das ist mein Schicksal.)”
對於這位溫和而難逃悲劇命運的陸軍總司令來說，最好的說明莫過於泰戈爾《採果集》裏的那首詩：
“你牽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你的身邊，讓我在衆人面前坐上高高的座凳，直至我變得羞怯，不敢動彈，不能隨意行動;我每走一步都會顧慮重重，生怕踩到了衆人冷漠的荊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