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卡特晚上九點，凱文·卡特把自己最心愛的紅色尼桑敞蓬車停靠在了布萊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邊的一棵橡膠樹旁，這裏曾是他童年經常嬉戲玩耍的地方。
在黑暗的夜色中，小河對面的約翰內斯堡郊區顯得格外死寂，零星的燈光隱隱約約、忽明忽暗，乾燥的風讓一切都變得暴躁和悲觀，這裏曾是他生活了三十三年的地方。
約翰內斯堡郊區
卡特下車，把澆水軟管輕輕地插到了汽車排氣管上，用銀色膠帶使勁地纏了幾圈，然後把軟管的另一頭伸進了後排車窗，從始至終他都顯得那麼平靜無畏。他鑽進了汽車，啓動了引擎，一氧化碳的毒氣開始在車裏彌散。他不緊不慢地把隨身聽耳機音樂開到最大聲，習慣性地從書包右側的小口袋裏拿出了紙和筆，用顫抖的手寫下了一行字“我非常、非常抱歉，生活的痛苦遠遠壓倒了歡樂的程度，那歡樂並不存在......”
僅僅幾分鐘，毒氣瀰漫了整個尼桑車。迷離間，卡特掙扎的表情已漸漸舒緩了最後一寸褶皺，他緩緩地閉上了雙眼。1994年7月27日，在經歷長期的精神痛苦之後，凱文·卡特選擇結束自己千瘡百孔的身體，這是他告別世界的最後宣言。
凱文·卡特，一個南非自由攝影記者，在三十三歲的時候選擇了自殺。而兩個月前，他曾是那個站在世界頂級學府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圓型大廳聚光燈下，備受萬人矚目的天才攝影師;是那個憑藉着一幅備受爭議的紀實攝影《飢餓的蘇丹》而獲得世界新聞最高獎項普利策獎的戰地記者。
凱文.卡特普利策特寫攝影獎《飢餓的蘇丹》蘇丹，一個位於非洲東北部的貧瘠國度，沙漠、高溫、饑荒、貧窮、叛亂、戰爭是這裏獨有的標籤。
1993年凱文.卡特從《Weekly Mail》辭職，和攝影記者西爾瓦跑到了蘇丹，拍攝大饑荒下的受害者。一下直升飛機，他便被眼前可怕的景象震撼了：一望無際的貧瘠荒涼、餓殍遍野、瘦骨嶙峋的兒童、蜷縮哭泣的老人。
蘇丹難民沿着瀕臨的死亡線，卡特依稀聽到了微弱的嗚咽。一個瘦得皮包骨的小孩，在前往救助中心的路上蹣跚爬行。因爲飢餓難以支撐身體的重量，他再也走不動了。他趴在原地，蜷縮着身體，腦袋低垂到了地上。不遠處，一隻碩大的禿鷹正虎視眈眈，死死地盯着眼前這個黑乎乎、奄奄一息的小生命，等待着這頓即將到口的“美餐”。
貧瘠的蘇丹看着這一幕，卡特萬分震驚，他隨即拿起手中的相機，調整了拍攝角度，輕輕地按下了快門，把這一幕定格在了世人眼前。
1993年3月26日，卡特的這張照片被登在了美國權威大報《紐約時報》上。作爲非洲苦難的聖像，這張《飢餓的蘇丹》引來了一場軒然大波，讚美聲和無端的非議已慢慢掩蓋了拍攝的初衷和那顆最純真無邪的赤子之心。
1994年4月12日，消息從紐約傳來，這張照片獲得了新聞界最高的獎項——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這曾是億萬新聞工作者最嚮往的最高榮譽。然而，卡特在獲得巨大成功的時候，毅然決然地選擇了自殺。他簡短的訃告在向全世界暗示着一個道德謊言，即他是被名聲的詛咒所毀滅的。
生於赤子之憂患，死於痛苦之迷惘。也許曾經的卡特從沒有想過，背起相機、見證苦難、祈禱和平將成爲他命懸一線的最後一楨。
凱文.卡特1960年9月，凱文.卡特出生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當時正趕上納爾遜.曼德拉領導的非洲人國民大會被取締，荷蘭移民掌握着國家權利，整個國家實行着嚴格的種族隔離政策。作爲英國移民的後代，卡特一家並沒有被荷蘭人接受，從小到大他都生活在種族歧視當中。與其它同齡人一樣，卡特公開質疑這項政策。“警察們四處巡邏，抓捕沒有攜帶證件的黑人，他們對黑人態度十分惡劣。”整個童年，卡特的周圍始終瀰漫着悲慘的氣氛，對此卡特非常憤怒。他常和父親爭吵，“我們爲何不能做一點什麼幫幫他們?我們爲何不能向警察提出抗議?”
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對於卡特，那顆純潔正義的靈魂早已深植於心，他渴望黑人能像白人一樣受到世界公平的對待和上帝溫暖的憐惜。
對黑人實行的種族歧視儘管卡特很愛自己的父母，但他也曾多次說過，自己的童年並不快樂。1976年，十六歲的卡特從比勒陀利亞的一所天主教辦中學畢業，進入大學學習製藥學，一年後他因成績不好而輟學。那個時候，由於沒有延期就學證明，他被應徵入伍，加入了南非國防軍。
在從軍的三年時間裏，他目睹了各種令人討厭的種族歧視政策，那些對黑人軍人的不公對待和肆意的譏笑諷刺，無疑都讓他心生極強的厭惡之情。一次，他公然站在黑人運動一邊，力挺黑人叛亂，那些荷蘭移民後裔戰友就嘲笑他是“黑人之友”，還狠狠地揍了他一頓。
被歧視的黑人要求只能站着漫長的心裏折磨，現實與內心渴望平等的赤子情懷在一次次地被擊碎。1980年，卡特沒有打請假報告就離開了部隊，騎上一輛摩托去了德班。他隱姓埋名，做了一份音樂節目播音員的工作。那時候，他並不知道自己真實的內心想法，每天過得渾渾噩噩。
他很想回家，但是又覺得自己一事無成，無顏面對親人。失業挫敗、內心折磨、悲痛經歷，面對着不完美的世界，卡特一度通過吞服安眠藥、止痛藥緩解精神上的痛苦。後來，他決定回到南非國防軍隊，繼續完成他的兵役。
南非國防軍隊1983年，卡特爲守衛比勒陀利亞的空軍司令部而負重傷。拖着傷痛的身體，一年後，卡特退役離開了軍隊。隨後的幾天裏，他在一家照相機商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漸漸地，他開始喜歡上了攝影，並迷上了記者工作。
是這一次，他的心開始重新復甦，他彷彿找到了全新的生活希望，他開始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影像，喊出了自己內心的憤懣和不滿。定格了黑人的不公待遇，企望讓全人類都能看到世界的另一端，一羣人正在遭受着的戰爭和飢餓。
凱文.卡特他最先在約翰內斯堡的《Sunday Express》做週末體育攝影記者。1984年，當騷亂在黑人居住區蔓延開來時，卡特毅然回到了約翰內斯堡，集結一些有志於揭露殘忍的種族歧制度的白人攝影記者組成一個小團體。這些被稱爲“南非黑人攝影師們”的白人記者，早已準備好了隨時犧牲自己的性命。他們多次被逮捕，但仍直面危險的處境，只是爲了心中的那絲信念而戰。
黑人領袖曼德拉1990年，曼德拉領導的非洲國民大會與祖魯族支持的因卡塔自由黨之間爆發了武裝衝突。
非洲國民大會成員對白人來說，在鄉鎮裏工作是有潛在危險的。爲減少這種危險，卡特聯繫了三個朋友肯、格林和西爾瓦在拂曉時分穿梭在索韋託附近。假如持槍匪徒射殺巴士、從火車上把乘客扔下去、在街頭殺害某個人，這事通常發生在鄉鎮居民去上班的路上、在非洲早晨柔和的陽光陰影下。後來，這四個人因爲實況報道這些騷亂場面而廣爲人知，一家約翰內斯堡的雜誌爲他們起了個綽號“乓乓俱樂部。”
索韋託暴亂初生牛犢不怕虎，那只是因爲它不知道虎的威力。卡特想讓全人類關注戰爭的殘酷，想讓非洲沐浴在和平的陽光裏，但，見證悲慘，警醒世人，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而，這次的災難報道也暗示了他今後的波折人生，將會在驚嚇和恐懼中苟且度過。
南非索韋託暴亂後來，這個乓乓小團體奔波於各大戰亂現場，他們目睹並拍攝過全副武裝的政府軍因緊張過度而大肆開火的瞬間;他們經歷過黑人暴力團體在街頭用AK47自動步槍、砍刀和長矛互相廝殺的血腥場面;他們拍到過葬禮現場，搗亂者被槍射擊、車碾、然後丟到火上燒死的心驚肉跳......
1992年南非種族衝突對於他們，每經歷一場戰爭和血腥，都是死裏逃生的幸運，但更是極度緊張焦慮過後的瞬間癱瘓。爲了緩解過度的焦慮情緒，卡特和其它三個人長期依賴吸食更具危害的大麻和鎮定劑混合物——white pipe，一種被明令禁止的含有甲喹酮的鎮靜劑。
1991年，乓乓俱樂部的黎明巡遊活動開始有所回報。格林在1990年拍攝的一組一個祖魯人被非洲國民大會支持者用矛刺死的照片，獲得了普利策獎，這個獎激勵了小組成員，特別是卡特。1993年，他決定辭去《Weekly Mail》的工作，和朋友西瓦爾借錢購買飛機票到非洲北部的蘇丹拍攝大饑荒的受害者。
凱文.卡特的攝影飛機着陸不久，他們就進入了一個村莊，順着瀕臨的死亡線，卡特拍下了大量飢餓者的照片：他們半裸着上身，條條肋骨清晰可見;婦女手中抱着的孩子勉強吸食着母親幾近枯竭的乳汁，因爲飢餓他們快要睜不開眼睛;十幾歲的孩子，全身上下都好像是骨頭搭架起來的一層皮囊，虛弱和無奈的眼神早已失去了童真。
凱文.卡特的攝影卡特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一路上他都在拿着相機拍照。當他聽到那聲羸弱的嗚咽時，他順聲走了過去，調整角度、光圈，他按下快門，拍下了這一畫面。
凱文.卡特攝影沉浸在讚歎和殊榮歡樂中的卡特萬萬沒有想到，各種非議和無端的攻擊正在指向它，正在不顧一切地顛覆他的成績。頒獎之後不久，一家日本電視機構駐美國的記者做了一期節目，節目緊緊圍繞新聞倫理和道德觀展開，對凱文.卡特和普利策獎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這件事演變爲一種謠言，即這張照片揭示的飢餓被忽略，而莫須有的罪名被無限放大。甚至有人說他很自私，是不關心民衆的媒體和記者，是踩在小女孩的屍體上纔得到了普利策獎。
凱文.卡特攝影他甚至遭到了一些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指責“在一個女孩隨時都會餓死的情況下不先去救人，反而想怎麼拍更具視覺效果，這將使人的生命置於何處?”
與此同時，來自各方的批評也不絕於耳，人們紛紛質問，身在現場的凱文·卡特爲什麼不去救那個小女孩一把?一些南非記者說他的獲獎是“僥倖成功”，並斷言他那張照片有刻意安排的痕跡。就連凱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責說，他當時應當放下攝影機去幫助小女孩。毫無來由的指責，每個人都是在用自己的主觀情緒評判卡特。無端的猜疑和所謂的道德理論，都在默默吞噬着事情的真相，曲解着這個善良的攝影記者。到最後，這幅照片所蘊藏的意義早已被衆人的唾液淹沒，留下的只有關於人性和道德的侮辱，還有那一雙雙比禿鷲還要殘忍的眼睛。
凱文.卡特攝影其實沒人知道，事實上，凱文·卡特本人幾乎從一開始便處於衝突糾結的痛苦之中。搶拍完之後，他實在不願再看下去那個極端對立、極其冷酷的場面，他就起身把禿鷹轟走。過了一段時間，他看到，那個小女孩用盡所有力氣爬起來，重新艱難地向救濟中心挪動……望着小女孩的身影，凱文·卡特內心充滿了矛盾、愧疚和痛苦。他在一棵樹旁坐了下來，一邊抽着煙，一邊淚流滿面。
凱文.卡特攝影當他把鏡頭對準這一切時，雖然心裏忍受着痛苦，嘴一直不停地說“上帝啊!我不能這樣殘忍”，但，作爲記者，這是他的工作，用相機記錄事實是他的神聖使命。他在盡力地用影像告訴世界，非洲正遭受着創傷和痛苦。到最後，他也確實以普通人的身份對小女孩實施了人道救援。在這張照片的下面，卡特清楚地寫下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小女孩最終也站起來走到了救濟站，而她手上的銀環也說明她正受着人道主義保護。
這張照片只是苦難瞬間的記錄，它沒有任何理由該受到人們毫無根據的主觀猜測和肆意誹謗。
凱文.卡特攝影對於卡特的死，外界衆說紛紜。但，《飢餓的蘇丹》所引發的爭議只是把卡特推向死亡邊緣的富有戲劇性的最後一擊。
他沒有過多地在乎這些，而是仍舊把很多精力放到採訪拍攝中。他拍過死人蒼白的臉和卡其布制服裏滲透流淌的鮮血;他站在離黑人警察只有幾英尺遠的地方，目睹着他正在執行對白人右翼自衛隊員們的草率槍決;他傷心欲絕，聽到好友肯在騷亂中死亡消息，身心俱痛。
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吞噬着卡特純樸的內心，他整天心神錯亂，目光開始變得呆滯無神，整天依賴着大麻度日。對於卡特，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生不如死的折磨。閉上眼睛，腦海裏全都是血腥、殺戮、屍體、槍機、饑荒、戰亂、憤怒......
也許正如他所說“不是每一個具有悲情色彩的人都是大英雄”，只是這顆純真的赤子之心承受了太多的苦楚和悲傷。那一刻，他受不了自己充滿痛苦和折磨的內心世界，他決定告別這一切。1994年7月27日，晚上9點，凱文.卡特用一氧化碳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當時他正直年輕，剛剛33歲，他的《飢餓的蘇丹》影響了整個世界，是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的獲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