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小編給大家帶來歷史上真實的高滔滔真實形象如何?感興趣的小夥伴可以接着往下看
《清平樂》裏面的高滔滔，歷史上確有其人，她便是北宋宣仁皇后高氏，在兒子宋神宗去世後，因孫子趙煦繼位時年僅八歲，身爲太皇太后的高氏得以垂簾聽政，執政期間清正廉明、勤儉節約，一手締造了“元祐之治”，但由於其自身的侷限性，同樣導致了對北宋末期影響巨大的“元祐黨爭”。
高滔滔出身官宦之家，歷經四朝也曾垂簾聽政
高滔滔乃是建雄軍節度使高繼勳的孫女，其父高遵甫曾任北作坊副使，因而也算是出身官宦之家。慶曆七年(1047年)三月，年僅十五歲的高滔滔，便嫁給了時任嶽州團練使的趙宗實(後改名趙曙)，被封爲京兆郡君，並在次年就生下了長子趙頊(後來的宋神宗)。
趙宗實雖然不是宋仁宗趙禎的親生兒子，但宋仁宗因早年無子，趙宗實自幼便被接入宮中，交由曹皇后撫養。雖然後來因宋仁宗親生兒子豫王趙昕出生而返回父親身邊，但由於趙昕最終夭折，趙宗實還是於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爲了皇子，並改名趙曙。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駕崩，趙曙繼位爲帝，是爲宋英宗，而高滔滔則於一個月後被立爲皇后。宋英宗在位僅四年，便於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駕崩，太子趙頊繼位，是爲宋神宗，高滔滔隨之被尊爲皇太后。
然而，任用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卻再度英年早逝，元豐八年(1086年)三月，年僅三十八歲的宋神宗駕崩，其年僅九歲的兒子趙煦繼位，是爲宋哲宗。因天子年幼，被尊爲太皇太后的高滔滔，開始垂簾聽政，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去世，終年61歲。
個人品德毫無問題，一手締造“元祐之治”
高太后垂簾聽政之後，在執政方面“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盡行仁宗之政”，其執政的九年間，被認爲是宋朝最爲太平、百姓最爲安樂的時代，史稱“元祐之治”，甚至被譽爲堪比漢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貞觀之治”，而這些與她的個人品德可以說息息相關。
高太后本人極爲崇尚節儉，被稱爲““恭勤儉度越前古”，並教導皇帝“一甕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儘量減少浪費，提倡節儉”。高太后本人節儉到了什麼程度?作爲太后的她除了參加朝會典禮之外，在宮中甚至穿着布衣而不用絲錦，又因羔羊幼小食之有傷天和，而下令不得宰羊羔爲膳。
與此同時，高太后對於外戚的限制同樣極爲嚴格，早在宋英宗和宋神宗在位之時，高太后就拒絕給弟弟高士林升官，給高家修建宅第，而在臨朝聽政之後，不僅拒絕了官員“加恩高氏”的請求，甚至連之前的私恩賞賜都減去了四分之一。而其兩個侄子本應升官，還被高太后強行壓住，直到宋哲宗一再請求，這才勉強升了一級。
作爲一名女子，高太后毫無疑問有着極爲出色的執政才能，再加上其自身品德極爲高尚，這才使得她執政期間，經濟繁榮，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評價道，“臨政九年，朝廷清明，結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鉅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爲女中堯舜”。
由於自身侷限性，又一手釀成了元祐黨爭
高太后的執政才能雖然較爲出色，但由於其自身的侷限性，導致其對王安石變法持全盤否定態度，導致在其執政期間新法派慘遭打擊，再加上其與孫子宋哲宗之間的矛盾，使得北宋朝廷迅速陷入嚴重的黨爭之中。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之後，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於政策缺陷、用人不當等原因，在後期卻也鬧得朝野內外動盪不安，或許正因如此，高太后對於王安石變法一直持反對態度，執政之後便立即將司馬光再度拜相，而曾經因反對新法而被下放貶謫的呂公著、文彥博等官員也開始再度受到重用。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守舊派再度聲威高漲，司馬光更是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直接上了一道《請更張新法》，將新法比成毒藥，導致新法被全面廢止。而曾經的變法派，也開始慘遭報復打擊，蔡確、呂惠卿等大量變法派被貶謫，蔡確、章惇和韓縝更是被斥爲“三奸”，這使得王安石變法以來的黨爭開始加劇。
在高太后臨朝聽政時，由於軍國大事都由其與幾位大臣處理，趙煦對朝政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而大臣們也認爲趙煦過於年幼，也根本不予請示。朝堂上，趙煦的御座與高太后座位相對，大臣們向高太后奏事時，恰好背對趙煦，以至於趙煦親政後在談及垂簾時說，他只能看朝中官員的臀部和背部，這自然使得趙煦對於高太后和大臣們有所不滿。而到了趙煦十七歲時，高太后本應還政，但卻仍然保持着垂簾聽政的習慣，而大臣們依舊沒有重視已經逐漸長大的皇帝，甚至也不勸太后撤簾還政。
高太后和大臣們的這種態度對趙煦影響極大，此時的他雖然無法直接與之對抗，但內心已經極爲牴觸，例如有次高太后問趙煦爲何不對大臣的奏對錶達自己的看法，趙煦直接回道，“娘娘已處分，還要我說什麼?”被徹底惹惱的趙煦，在高太后病逝，自己親政之後，開始對朝中的守舊派再度展開清算，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放逐，同時對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政策，也進行了恢復。
紹聖初年舉行郊祀大禮之時，按理朝廷要頒佈大赦詔令，甚至連死囚都可以減輕懲罰，然而當有大臣請示是否可以赦免被貶謫的舊黨官員時，卻被趙煦立即拒絕。後來，又有人建議是否可以讓謫居嶺南的劉摯等“稍徙善地”，趙煦卻說“劉摯等安可徙” ，由此可見趙煦對高太后和元祐黨人的痛恨。
如上所述，高滔滔雖然具備一定執政能力，個人品德也絲毫沒有問題，甚至還締造了“元祐之治”，但由於個人的侷限性，卻也導致自王安石變法以來初現端倪的黨爭開始加劇，可以說北宋末年陷入不可收拾的黨爭，正是自高太后執政時期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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