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除了言傳身教之外，還通過書面形式總結自已的領導經驗，對李治進行教育。貞觀二十二年(648)，他親撰《帝範》十二篇，從《君體》、(去讒》、《戒盈)、《崇位)、《賞罰》、《務農》、《閱武》、《崇文》等篇目來看，是在系統地總結自己君臨天下的統治經驗，頒賜給李治，作爲他即位時效法的榜樣。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爲此，太宗又在《帝範序)中告誠李治必須居安思危，小心謹慎：“戰戰兢兢，若臨深而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並着重指出：“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且不諱，更無所言矣。”唐太宗在他留給李治的這份政治遺言中，對自己進行了恰如其分的評價，認爲自己並非是“盡善盡美”的全人，而是一個功大於過、益多於損的君主，告誠李治不要學習他的過失，要學習他的長處，確實是有識之見。
唐太宗精心培養太子，目的當然是爲了保證“貞觀之治”的政治能夠延續下去，不致於中斷。任何一個封建統治者在尋找自己的接班人時，都會考慮到已行政策的連續性問題，唐太宗當然也不例外。唐太宗去世後，高宗李治即位，他違循太宗的教誨，順應民心，繼續推行貞觀末一度中斷過的休養生息政策，爲繼承貞觀之治創造了有利條件。
永徽初，股肱大臣的攻見一致，是形成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均田令的繼續貫徹，促使經濟進一步繁榮;以詩賦取士的推行，擴大了進士科的人選;《唐律疏議》的頌布，完善了貞觀法制;平定西突厥的叛亂，維護了唐王朝領土的統一。
這一切都說明唐高宗李治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方面的成果，比貞觀時期擴大了，故封建史學家稱之爲“永微之治”，甚至與“貞觀之治”相提並論。
唐容親景雲年間，有個名叫韓琬的官員上疏指出：“貞觀、水徽之間，家不動而耕者衆，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底，吏貧者士恥同到，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勵而勤，道佛不懲百戒;土木質厚，裨販費蚩。”(《新唐書韓琬傳》)
“永徽之治”正是“貞觀之治”的繼續和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唐太宗用人策略的一個勝利。對此，司馬光讚歎道：“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