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燁，清朝第四位皇帝，年號“康熙”。今天本站小編就爲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清朝建國及入關之初，有兩位皇帝都是幼年繼位，分別是順治和康熙。
幼年繼位的皇帝一般來說，可塑性更強，他們的人生觀念、權力觀念、治國觀念等，都是由教導皇帝的老師來塑造。
而在當時，有資格教導皇帝的，當然是儒臣，對此，儒臣們也是趨之若鶩，非常積極地參與其中。
這是儒家士大夫們用儒家理念改造皇帝的一個機會。
順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都曾接受儒臣的教導，順治才20多歲就死了，所以，在他身上還看不出明顯的效果。
而康熙卻是實實在在做了六十一年皇帝，且本人也願意全面接受儒家文化，因此，至康熙開始，清朝的皇帝實際上是逐漸在理學化。
這其實是迅速適應統治需求的一種態度，清朝早期的幾位皇帝，都相當務實，接受儒家文化對重心已經轉到關內的清朝來說，異常重要。
康熙一生，對理學的接受和深研，可謂是興趣盎然，他如果不當皇帝的話，也能成爲一代理學大家。
這不僅對康熙皇帝個人的思想觀有重大意義，也對清朝的延續有重大意義。
康熙從幼年始，到成年以後，接受儒家教育的過程中，有兩個儒臣對他的影響最大，分別是熊賜履和李光地。
熊賜履是順治十五年時的進士，在順治時期，以及康熙親政前，他曾陸續擔任過弘文院侍讀、祕書院侍讀學士，因此，能成爲影響到皇帝的重要人物。
康熙登基之初，由於輔政大臣鰲拜在處理某些案件時異常跋扈，導致了某些矛盾衝突加劇。
因此，無奈的儒臣們把希望放在了年幼的康熙皇帝身上，並寄望於他親政後，能做出一定的改變，要求康熙學習儒學的呼聲日益高漲。
康熙六年，熊賜履進《萬言疏》，在細數朝廷中某些弊端的同時，也着重闡明儒學對君主及君權的重要意義，以及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
熊賜履在《萬言疏》中就提到要康熙多跟儒臣們學習儒學，且應該不間斷地學習和深造：
皇上生長深宮，春秋方富，正宜慎選左右，輔導聖躬，薰陶德性，優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
熊賜履認爲，只有如此，才能“主德清明，君身強固。”才能讓吏治清明，民生穩定，復“三代之盛”。
當時，對儒學深惡痛絕的鰲拜想要治熊賜履的罪，卻被康熙否決。
在鰲拜還掌權時，康熙能頂着壓力認同熊賜履，相當不容易，顯然，他看中了這份《萬言疏》。
鰲拜集團被康熙清理掉後，熊賜履得到重用。
康熙十年，康熙在經筵中聽了熊賜履的講課後，感嘆“今日可爲得行其言矣”，馬上任熊賜履爲“日講官”。
此後數年，熊賜履在經筵中，不停給康熙講述儒家的思想和理念，成爲康熙學習儒學的良師。
因此，不論熊賜履在康熙朝此後的官場起伏，僅憑康熙執政之初的這段經歷，足以讓他對康熙理學思想的形成，以及治國理政的方式，產生重大影響。
熊賜履去職後，康熙還曾感嘆：“每論侍學者，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
由此可見，康熙在儒學一道上，對熊賜履的認可。
李光地也是康熙朝的名臣，他於康熙九年高中進士，進入官場。
李光地曾長期爲康熙講解儒家經典，是康熙比較信賴，且一定程度上視爲知己的臣子。
他於康熙二十五年開始，擔任經筵的日講官，且兼任起居注官，不但對康熙的儒學思想有重大影響，還深度的參與到康熙朝的機密要事中。
李光地在《周易》上的造詣很深厚，康熙對《周易》的理解和學習，基本上，都是源自李光地的講解和灌輸。
在李光地爲官的過程中，好幾次被言官彈劾，但都因康熙對其的信任和看重，而毫髮無傷。
康熙能如此信任李光地，全是因他的儒學思想讓康熙受益匪淺，些許小毛病，也就認爲無傷大雅。
李光地死後，康熙曾給予他高度評價，甚至超過熊賜履：“惟朕知卿最悉，亦惟卿知朕最深。”康熙是真把李光地當成知己了。
總結，康熙全面接受儒家文化，離不開儒臣們前赴後繼的影響和灌輸，其中，熊賜履和李光地是佼佼者。
他們能長期影響到康熙，除了本身的儒學功底深厚外，也是因爲身後站着全體儒學士大夫們，肩負着全村的希望。
當然，這也是康熙有意而爲，要想清朝統治穩固，順利延續，接受儒學的適當改造是必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