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越來越趨流氓化
這個後遺症產生及其釋放出來的負面影響，劉邦作爲農民起義的祖師爺，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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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講過，劉邦手下的將帥過去很多是偷雞摸鴨、雞鳴狗盜之徒。例如，樊噲作爲劉邦連襟，“以屠狗爲事”，他如同大家熟悉的張飛、李逵一樣，是個典型的粗魯蠻橫之人，這在劉邦赴“鴻門宴”時更是暴露無遺。其他的官員當中也多有無賴，沒有接受儒家的詩書教育，甚至基本的道德修養也都沒有。像劉彭離身爲封王，即糾合“亡命少年”，“專幹一些行剽殺人”的壞事;廣川王劉去疾，也網羅無賴少年，專幹遊獵，並偷掘他人墓葬。這些由市井之徒組成的滿朝文武，滿地皆可笑之事，與賭場聚所、娼間小處、無賴所居簡直無甚差異。漢代的一些皇親國戚與一般大臣，帶有流氓習氣者也不乏其人。
至此，我們可以理解，洛陽舊宮內“羣臣飲酒爭功、醉者妄呼，拔劍擊柱”，簡直是流氓大聚會，是被勝利薰昏頭後的思想衝動，這是下層社會來的“功臣”本性的必然表現。這個被政治凍僵了表情的國家，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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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做了“天子”，流氓活動不再侷限於社會生活的下層，而且還是上層政治生活中最惹眼最活躍的成分。在這兒，暴君與臣民構成一種互爲因果、互爲依存的關係。
後來，中國一個接着一個的封建朝代在農民起義中不斷翻版，使中國政治越來越趨流氓化，並且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由此，以“厚黑學”爲面貌，成爲封建時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主流。
長年的征戰使農民起義軍領袖們深深地懂得，自己的謀與決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個人、集團的生死存亡、成敗禍福，因而人們對謀與決的重視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樣一來，以實用主義爲主要特徵的底層文化不斷擴散，在戰爭的運籌和實施過程中，這種帶有血腥性質的智慧無意之中也成爲了中國的一種文化，並且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魅力。
流氓政治原來就是誰兵力強大誰就做“天子”。由此，聖人治國的理想徹底破滅，而流氓權力者卻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中“禮”制與中庸方法論等理論，要求民衆做安分守己的順民。於是，他們一手以“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天命論”、“認命論”等愚弄麻醉百姓的流氓文化，以維護帝王的統治，讓百姓認命，不得逾越，另一手則是像一條冬眠的毒蛇，兇眼一直在怒瞪，血口大張，隨時昂首吐舌，欲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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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流氓是絕對不會按照政治常規出牌的。他們說話、行事，從來不能出自公心，對民衆的疾苦、社會的前途不會有真正的關懷。正因爲他們是始終以個人的利益作爲立身處世的出發點，所以在不同的政治形勢下，對於同一個人、同樣的事，採取迥然不同的態度。正因爲他們是政治流氓，在政治上非常走運，官越做越大，但在民間的聲望卻越來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