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功臣亡”，這幾乎是中國古代皇權專制下功臣名將宿命的怪圈，永遠掙脫不了的夢魘。
因此，對於功臣宿將來說，如果能攤上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這樣身上人性多而獸性少的“聖明天子”，當然是最幸運不過的事情。不但不必爲自己頸上的腦袋是否會搬家而擔驚受怕，而且還可以確保自己因當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戰所作的投資獲取豐厚的回報，過上豪華安逸的生活，享盡人世間的榮華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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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劉秀和趙匡胤這樣的皇帝在歷史上也就是兩個而已，要撞大運碰上他們，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亞聖”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劉秀、趙匡胤可是千餘年方纔出一位，這比孟子講的還來得稀罕。
所以對於衆多功臣宿將而言，不能對此寄予太大的希望，畢竟天上不會憑空掉餡餅，若是能遇上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這一檔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錯了。還是不要好高騖遠，變得理智現實一點，多想想在遇不上劉秀、趙匡胤這樣聖主明君的情況下，如何做才能夠苟全性命於“盛世”，不求聞達於“天子”，想方設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殺機戾氣，讓自己遠禍全身，苟延殘喘?一句話，作爲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你和我?”
人作爲萬物之靈，其高明和可貴在於他總是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以屈求伸，趨利避害，在各種惡劣的條件下頑強地生存下來。這種能力，作爲芸芸衆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將自然也具備。對他們來說，功成名就後的當務之急，是怎樣消除皇帝陛下對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劇輪迴到自己的頭上。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殫精竭慮思考對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樣的姿態，自斂鋒芒，韜光養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寬容。做成功了，算是爲將的韜略已修煉到家，爐火純青;事情最終弄糟了，算是修煉不夠，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飲苦酒，自認倒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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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越國滅吳稱霸的第一號功臣范蠡，無疑是較早洞察君臣關係的實質，未雨綢繆，及時“脫然高引”，飄然倏逝從而全身遠禍的一個典範。
范蠡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家，字少伯，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當時正值晉楚爭霸如火如荼之際，晉國爲了爭取戰略上的主動優勢地位，聯合和扶持吳國，南北夾攻楚國，使其處於多面受敵、兩線作戰的被動處境。“三駕而楚不能競”。爲了擺脫這種局面，楚國如法炮製，決定策動越國在吳國後方進行騷擾，牽制吳國方面的戰略行動。范蠡與另一位楚人、戰略家文種，就是爲實現楚國這一戰略企圖而受命奔赴越國展開軍事外交活動的。
到了越國之後，范蠡受到了正一心一意想戰勝吳國以報世仇的越王勾踐的極大信任，擔任了越國大夫，主持越國的軍事及外交鬥爭。他爲勾踐指明瞭對付吳國的正確戰略方針，韜光養晦，積聚實力，等待時機，見機而作。同時使夫差在溫柔之鄉中流連忘返，荒湎政務，自廢武功，從而徹底改變了吳越雙方之間的優劣態勢，通過偷襲吳都、笠澤殲敵、圍攻姑蘇等重大戰役，最終滅亡了吳國。
顯而易見，范蠡(連同他的夥伴文種)是越國滅吳、勃然興起、稱霸中原的決定性人物，是越國的大功臣、勾踐的大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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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范蠡的睿智和高明，還不僅僅在於他才能的出衆、韜略的超羣，而更在於他頭腦的清醒、識見的不凡。他不管勾踐說什麼花言巧語，許諾什麼君臣共治之願，怎麼懇求，怎麼挽留，都毫不動搖，只認準一條選擇，那就是見好就收，及時抽身。就這樣，范蠡在事業最輝煌的巔峯，在仕途最順暢的時候，寵辱皆忘、義無反顧棄官而去，攜帶着紅顏知音、絕代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浪跡天涯。
就這樣，范蠡在事業最輝煌的巔峯，在仕途最順暢的時候，寵辱皆忘、義無反顧棄官而去，終成一代商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