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歷史人物。他以自己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統一了北方;他在“建安七子”文學豐碑上也留有美名，堪稱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然而這樣一位人物多遭後人非議，箇中原因實在耐人尋味。
三國時期是天下紛爭的亂世之時，這一時期涌現出許多名垂史冊的各具魅力的英雄豪傑。曹操就是這一時期中國歷史上最具爭議性的傑出人物，用他同時代的著名評者許劭的話說：曹操是“治事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然而這是一個多少帶有侮辱性的評價。魯迅先生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進而想起戲臺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從史學家眼光來看，曹操不但是一個英雄，而且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這樣一個人物，何以給後人留下“奸雄”的印象，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曹操出身在一個宦官家庭。他的祖父曹騰是漢桓帝時很有地位且頗有德行的宦官。史書記載他曾待奉過四個皇帝(順、衝、質、桓四帝乂歷時30多年。他的父親曹嵩先後任司隸校尉、大司農等職，靈帝時花鉅款買得位列三公之一的太尉之職，可見曹氏家族的勢力是相當大的。青少年時代的曹操是一個精力過盛、令人一言難盡的人物;一方面，他舞棒弄劍、飛鷹走狗，不拘禮俗，遊覽甚廣，讓人不敢恭維;另一方面，他心懷治世的大志，博覽羣書，把各家兵書彙編成冊，併爲《孫子兵法》作注。在登泰華山時，他曾寫下這樣的詩句：“不戚往年，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無爲”，胸懷這樣的才學抱負，身行那樣的狂蕩行徑，難怪頗有“識人”名氣的許劭要給他那樣一個頗有矛盾的評語了。
曹操20歲時以孝廉的身份被推舉爲郎，做了洛陽北部尉，主管洛陽北部的治安。洛陽城內是當時權貴聚集的地方，豪門、國戚仗勢欺善霸良，治安十分混亂。曹操接任洛陽北部尉後，積極整頓吏治，嚴格法令，無論貴賤，依法辦事。他頒佈《夜禁令》，禁止夜半出行，“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皇帝寵愛的小太監蹇碩的叔叔，觸犯禁令，夜半出行，被曹操下令亂棒打死。這一作法很快在洛陽傳開，“京師斂跡，莫敢犯者”。曹操初登仕途，就辦事果敢、不避權貴，贏得百姓拍手叫好。然而他卻得罪了不少權貴，他們用代官的辦法，將他調離其職位，後拜議郎官職，給皇帝拾遺補闕，提出政治上的見解。然而此時朝廷已呈現頹萎之勢，奸佞盈朝，漢朝江山氣數將盡。
公元184年的黃巾大起義爆發後，曹操被任命爲騎都尉，跟隨左中郎將皇甫嵩和右中郎將朱儁鎮壓黃巾軍。他們先在長江襲擊了黃巾軍的陣地，而後又在穎川捕殺了那裏的黃巾軍，“斬首數萬級”，以極殘忍的手段把穎川黃巾軍鎮壓下去了。鎮壓黃中起義之後，曹操因功升遷，任濟南相(相當於郡守)，揭開了曹操仕途上新的一頁。當時濟南下屬十幾個縣，縣官多數上通權貴，下結豪門，魚肉百姓，吏治腐敗不堪。曹操上任後，雷厲風行，一下子將不合格的縣官舉奏罷免了8個，結果濟南很快“政教大行，一郡清平”了。與此同時，他還禁斷淫祀。
濟南祭祀漢初劉璋(朱虛侯)的祠廟有六百多個，成年香火不斷，高官鉅商以此勞民傷財。他下令把轄區內所有祠廟折毀，並嚴禁所有官吏和百姓燒香拜廟，違者重罰。在用人方面，他初步改變了權貴操縱“選舉”的腐敗局面。然而，畢竟他是地方官，權力有限。在“權臣專朝，貴戚橫恣”的情況下，要想施展抱負，報效社稷是不可能的。於是他以暫時迴避的策略兩次重返故里，以屈待伸。一次是濟南相國任滿，他被調任東郡太守;另一次是董卓擅權之際，他認爲董卓有勇無謀，不過是豺琅得勢，逞一時之兇，最終必敗，“道不同不相與謀”，爲此他拒絕董卓授予的官職，爲保全自己，改名換姓，祕密離開洛珀，潛回故鄉陳留，聯結四方英傑，共同討伐董卓。
作爲漢末戰亂紛爭時代的政治家，曹操政治抱負的實現與他超人的軍事才能是休慼相關的。鑑於袁紹鼠目寸光又極有野心，曹操接受鮑信的建議，準備在黃河南岸建立根據地。公元192年春，黑山起義軍首領於青見曹操大肆屠殺、圍攻起義軍，率領一部分人馬攻擊曹操東郡治所東武陽。曹操乘機奔襲於青的西山老營，曹操許多謀士認爲應回師自救，而曹操則力排衆議，毅然決定攻於青本屯。於青急忙撤兵，回救老營。曹操在於青歸路上設下埋伏，待於青兵過一半時將其攔腰斬斷，大敗黑山軍。
之後，他又軟硬兼施，收編了30萬青州軍，並從其中挑選精銳組成一支戰鬥力很強的軍隊，號爲“青州兵”，這不僅使他取得兗州根據地，而且所收降的青州兵，成了他日後南征北戰、逐鹿中原的主力。這樣一來，曹操取得了與冀州牧袁紹、徐州牧陶謙、南陽劉表並峙的地位。
經過一番波折後，兗州根據地鞏固了。隨着曹操軍事勢力的逐漸擴大，政治上他又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建安元年8月，曹操親率大軍到洛陽去朝見獻帝，乘機將漢獻帝迎到許都，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曹操深知，封建社會的“天子”代天行事，具有至高無尚的權力，誰控制了皇帝，誰就可以利用皇帝來號令諸侯因爲當時漢家天下的正統觀念還支配着人心，利用皇帝的名義發號施令，就會取得政治上的主動權。其實早在曹操佔據兗州時，治中毛玢就建議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如今，曹操將漢獻帝迎奉到了許都，終於擁有了其它諸侯所不具備的“天時”之勢，實現了毛玢提出的第一個戰略步驟。
東漢末年，連年戰爭，部隊糧食供應成了影響稱霸的大問題，爲解決此問題，曹操決心推行屯田制。他任命得力的官吏組織屯田，把原黃巾軍的一些人用軍事組織的形式加以編制，組成屯田民，另外還廣泛招募各地的流民，組成屯田組織。屯田的土地則爲曹操所控制的戰亂遺留下的無主荒田。屯田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生產，使軍隊的糧食問題得以解決，對曹操勢力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它意味着毛玢提出的第二個略步驟的實現。
孟子讜：“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曹操爲成就事業，十分注重網羅人才，用人之道對他事業的成功至關重要。他特別強調“惟纔是舉”，這一方針的實施爲戰爭年代的曹操網羅了大批優秀人才。他從普通軍官中提拔重用於禁、樂進;他在俘虜之內網羅徐晃、張遼，這些人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重用有殺子之仇的張繡，表明了一個政治家的坦蕩胸懷與氣魄。他還通過荀或爲其籠絡了荀攸、郭嘉、鍾繇、杜襲、辛毗等一大批英才。在戰爭年代，誰推崇人才，尊重人才，誰得天下。不僅要重用己方人才，而且還要想方設法去挖對方人才的牆角。曹操爲得到徐庶，不惜通過扣壓徐庶老母的手段將其從劉備那裏誘來。儘管徐庶在曹營從不給曹操獻計，畢竟劉備少了一個重要的軍事參謀;再如，曹操善待關羽，儘管關羽始終不歸降曹操，但曹操英雄惜英雄的愛才之心卻已昭示天下。而且曹操在華容道能從關羽刀下死裏逃生，也可算是他愛才惜將的報應。
曹操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中原形勢漸漸有利於他了。公元200年，官渡一戰，曹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大敗袁紹，奠定了北方統一的基礎。再經過幾年的征服戰爭，曹操平定烏桓，統一了北方，爲儘快賣現中國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赤壁一戰，天不助曹，三國鼎立的局面從此奠定。縱然曹操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雄心壯志，也已無力改變這種三國鼎立、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了。
公元219年12月，孫權襲殺關羽後，把關羽的首級送給曹操，並上書曹操勸他當皇帝。他說“孫權這小子竟想把我放在火爐上烤!”他手下的人也勸曹操稱帝，他說：“若天命在我，吾爲周文王矣。”意即使當皇帝的時機成熟，自己也不當，而要象周文王那樣，爲自己的兒子創造條件，讓兒子去作皇帝。此話說過沒一個月，即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死了，享年66歲。臨去世時，曹操留下遺囑：“我在軍中依法辦事是對的，至於小的忿怒，大的過失，不應當效法。天下還沒有安定，不必遵守古代喪禮制度。我有頭痛病，很早就戴上了頭巾。我死後，穿的禮服要象平常一樣。安葬之後，文武百官便脫掉喪服。駐防各地的將士，都不要離開駐地;官吏們都要各守其職。人殮時穿一般的時服，埋葬在鄴城西邊的山岡上，跟西門豹的祠堂靠近，不要用金玉珍寶陪葬。”
一個封建時代的政治家，能夠這樣身體力行，節儉地安排自己的後事，實屬難能可貴。難怪《三國志》的作者陳壽評價曹操說：“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袁紹虎視四州，強盛沒人敢與之對敵。太祖運籌演謀，採用申不害、商鞅的法令政策，運用韓信、白起出奇制勝的策略，按人的不同才能，授與不同的官職，剋制感情，不念舊惡，終於掌握國家大權，完成洪大豐業，這實在是和他明察秋毫、謀略出衆，分不開的。真可稱得上是非常之人，超世乏傑。”
其實，曹操作爲一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最讓後人所不齒的是他人格的缺陷。曹操性格有一點始終影響着後人對他的認識，那就是“寧讓我負人，勿讓人負我。”在他身上體現着爾虞我詐，唯利是圖，不惜犧牲一切的特點。如荀或輔佐他20多年，謀劃軍、國大計，用曹操的話說“天下之定，或之功也”。然而，在曹操晚年，由於荀或反對曹操位登國公，曹操逐漸疏遠並厭惡起荀或，到最後竟將荀或逼死。再如。曹操從個人恩怨出發，虐殺成性，爲給徐州牧陶謙的部將所殺的父親報仇，進攻徐州後，他一次就在泗水邊上斬殺男女數萬人，使泗水爲之不流，爲此前後“凡殺男女數十萬人”。表現了他“酷虐變詐”令人可憎的一面。這與三國時期另一位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相比，明顯是相形見絀了。不過就事業而言，無論政治、軍事還是文學造詣，曹操都遠勝於諸葛亮。正因爲諸葛亮人格遠較曹操高，所以後人對他們的評價纔會差之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