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伐蜀之時，曾遇見一個歷經諸葛亮時期年過百歲的小吏。不可一世的他厲聲問小吏：“今天誰可與諸葛丞相相比?”小吏答曰：“諸葛在時，不覺得有異。自他死後，無人可以與他相比。”桓溫感慨：“夷少城，猶存孔明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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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溫(312—373)，字元子，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縣)人，東晉宣城太守桓彝之子。桓彝爲北方世族，西晉永嘉之亂後隨晉元帝南渡，很得元帝的信任，先後任中書郎、尚書吏部郎等職，名顯朝廷。明帝時，桓彝拜散騎常侍，曾與明帝密謀平定王敦之亂，以功封萬寧縣男，後爲宣城太守。《晉書·桓溫傳》記載，桓溫出生未滿週歲時，桓彝的好友溫嶠(後爲中書令)見到他說：“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又稱讚說：“真英物也。”因爲得到溫嶠的賞識，桓彝便給他取名爲桓溫。溫嶠笑道：“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桓溫“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臉上長有七顆黑痣。年輕時與沛國劉惔爲友，劉惔常說：“溫眼如紫石棱，須作猥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東晉永和元年(345年)，徵西將軍庾翼病死，八月，桓溫被任命爲安西將軍，領荊州刺史。荊州地處長江中游，其地民風勁悍，兵強、財富居天下之半，素爲東晉重鎮。東晉在江南立國，以建康爲京都，以荊、揚爲根本，而荊州地處揚州上流，常能對京師建康形成威脅，桓溫居形勝之地，立志要在此建立功勳。
雖然“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但桓溫並不是一個出色的軍事家，其戰績是負多勝少，而且多數是先勝後敗。他一生主要有四次征戰，即一次西征和三次北伐：西征之役勝之僥倖;第二次北伐雖勝，但規模不大;第一、三次北伐則都是慘敗而歸。
桓溫長期掌握大權，素有不臣之志，頗羨王敦之舉。有一次，他撫枕而嘆：“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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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溫有代晉之謀，北伐的動機大概跟劉裕差不多，企圖藉此立威，掌握朝權。在北伐之前，桓溫已經迫使晉廷給他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之上。很明顯，桓溫是想趁着北伐勝利的餘威，回來後篡奪皇位，或者說至少是爲篡位作準備。但他的運氣實在不好，當時的前燕慕容垂還在，加上桓溫本是賭徒心性，想以冒險取勝，偏偏此次北伐過於遲重，又不聽郗超之謀，結果在連戰勝利的情況下糧盡退兵，被慕容垂所敗。
枋頭敗歸後，桓溫威望大減，方寸大亂，但其野心未已，想用廢立的辦法重新樹立威權。於是於鹹安元年(371年)廢了司馬奕，另立簡文帝，這樣他就拿到了類似霍光那樣的輔政大權，下一步就要篡奪，可惜一病不起，七月己亥(公元373年8月18日)，桓溫病重身死，終年62歲，沒能實現他先加九錫，再漸移晉室的野心。
桓溫走了，他的野心以及他身後揹負的惡名至今還未翻案，蜀地小吏的話也還在：“自諸葛孔明之後沒有人像諸葛亮一樣做人恰當、做事恰當……”
可以想見，對《易經》八卦很有造詣的桓溫一聽這話肯定滿臉羞愧：在這人心多變、人事複雜的世間，最難做到的就是“恰當”二字;反過來，在人心人事都複雜的世間，“恰當”就等於做人成功引導了做事成功。
順着“恰當”二字引申開來，我們就會發現“恰當”二字像質檢員，能將爲人處事是否成功檢測出來。而在人心複雜、人事複雜的社會中，能做到“恰當”也是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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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位促銷員，你做服務時要能“說對話”，而不是“會說話”，如果你是位培訓師，做培訓時要能說出“聽衆能複製的東西”，培訓的目的是增加團隊的戰鬥力而不是增加培訓師自己的明星光彩，如果你是位決策人，做項目立項時要先有“充分的需求評估”，而不是“應該可以”，做銷售時先要考慮的是回頭客怎麼產生，而不是銷量怎麼上去，_個合格的飯店最重要的不是飯菜是否合口，特色怎麼樣，而在於吃完最後一口時的感覺是不是下次還想吃;做計劃最重要的是你的計劃要有周密的可操作細節，而不是抽象的框框;一個預定目標要具體合理，而不是喊大口號、說動人的話;做大事者用智慧掙發展，不只會用錢去賺錢;成功者不是越成功心越忙碌，而是越成功心越踏實;建設最適合居住和創業的城市並不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建設“最讓居民舒心”的城市，如此這般，才稱得上“恰當”!
而上述這些總結成一句話就是：先有做人的恰當，後有做事的妥當，之後你的整個人生才能閃現長久明。亮的光芒，心態浮躁的人經常會沉不下心來，於是遇事也就“恰當”不起來。
明末的馮夢龍在《智囊》中引用了桓溫和諸葛亮小吏的故事，故事後面寫道：爲人處事最難做到的就是處處恰當，事事妥當。看來，那個在歷史上未留下姓名的小吏真不愧是諸葛亮的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