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六年，魏徵染病臥牀，唐太宗李世民下令把爲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爲魏徵營構大房屋。貞觀十七年，魏徵病重，李世民多次親臨魏府看他，給他送藥，並將公主許給魏徵的兒子。
不久，魏徵病逝家中，李世民親臨弔唁，痛哭失聲，並說：“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魏徵死後李世民罷朝五天致哀，詔以一品官的禮節送葬，親自撰寫碑文，刻於碑石上。這種榮耀，前所未有，貌似一代君臣之間的知音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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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魏徵死後半年，太子李承乾謀反。魏徵是太子李承乾的老師，雖然已經去世，也有失教之嫌。更要命的是，魏徵生前曾經極力舉薦的兩個具備宰相之才的人，吏部尚書侯君集、中書侍郎杜正倫都牽涉了進來，杜正倫因爲獲罪被免官，侯君集因參與謀反而被斬首。
李世民非常生氣，認爲魏徵說他們有宰相之纔是在誤導自己，說白了這是和姦人串通在一起害他，於是開始懷疑魏徵在朝廷內有結黨營私的嫌疑。
後來，李世民又得知消息：魏徵曾把自己給皇帝提建議的書稿交給當時記錄歷史的官員褚遂良觀看，李世民懷疑魏徵是故意博取清正的名聲，心裏更加氣憤，久久不能釋懷。
於是李世民自踐天子金口玉言的名聲，解除了公主與魏徵之子的婚約。還不解氣，竟氣沖沖地來到魏徵的墓地，推倒了親手爲魏徵寫的墓碑。
李世民和魏徵這對在後人看來是明君與賢臣的楷模，爲什麼在魏徵死後，李世民對他的態度就發生瞭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呢?難道僅僅是上面兩件事情的疊加?事情應該不會這麼簡單。
其實李世民和魏徵之間的關係，很難說得上有多麼密切。雖然後來魏徵因爲善於進諫看上去日益得勢、受寵，但他與李世民之間決非是好友關係，更談不上有什麼戰友情誼。他們之間僅僅存在政治上的君臣關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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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無論如何都不可否認一點，那就是，他們倆曾經是都想置對方於死地的政敵!而玄武門政變後，是魏徵免死重用事件洗淨了李世民身上的血跡，澄清了李世民逼父讓位、殺死兄弟、侄子、納室弟媳的諸種污名。李世民通過對魏徵的重用不殺和納諫晉職，在向世人證明自己具有寬容之心，是不忍心殺死自己的同胞兄弟的，實在是自己這二位兄弟做事太絕，天譴當死。
反過來，又是李世民成全了魏徵的地位和聲望，澄清了魏徵先後事奉多個主子不是忠貞之臣的污名。魏徵通過對李世民貌似死諫的做法在向世人證明，不是我魏徵反覆無常事奉多主，實在是我以前的主子昏庸不聽我的忠言而已。李世民與魏徵，一對相互利用的政客，一對假人而已。
而在魏徵的貌似死諫中，有時也確曾忘了自己的過往，毫無顧忌地進諫、批評和干預，時間久了，明智如李世民也不能不起逆反心理。儘管魏徵的許多君臣理論和治國見解都是高明的，但是說得過多也會讓人產生反感，特別是使皇帝不能盡情享受皇家的特權及愉悅，讓本性不羈的李世民積怨已久。
對於魏徵的許多諫言、諫條，李世民並非發自內心喜好和接受，可他爲什麼基本接受呢，這不能不說是李世民的一種政治姿態和做秀手段。他要以對魏徵的容納來襯托自己的開明並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
李世民也並不是真心相信和喜歡魏徵，他對魏徵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李世民忍到最後，不得不將魏徵趕走查資料編史書去了，遠離了朝堂，落得了眼前的清淨。實際上，這點從他對魏徵任用的官職以及從貞觀十年後就不再理會魏徵就可以看出，他只是爲了自己的皇權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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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爲了使自己有好的口碑與形象，他又不得不忍受魏徵的進諫。以至於李世民多次忍無可忍，曾經在長孫皇后面前忿忿地說出“早晚有一天要將魏徵殺頭”、“我恨不得殺了這個鄉巴佬”等話來。
後來李世民東征高麗失利，據說想起了魏徵，後悔莫及地說：“如果魏徵還在的話，我就不會犯這個錯誤了。”給自己找了個臺階，立刻重加賞賜，撫慰魏徵家人，並派人去祭奠魏徵，重新將魏徵的碑立好。
通過對李世民爲魏徵重修墓碑，可以看出，李世民爲自己和魏徵二人的政敵君臣關係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這也成爲李世民最後一次從對方身上博取青名、澄清自身污名的行爲。再返回去看，李世民砸毀魏徵的墓碑，纔是真正表達了他曾經深藏不露的真性情。理由呢，假人作多了你煩不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