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魏徵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我們都知道，李世民與魏徵，是封建時代君臣關係的典範，前者甚至將後者視爲自己的鏡子。但在公元643年，李世民曾憤怒的讓人把魏徵墓碑推倒，而且這個墓碑還是自己親手題的墓文。
但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即使如李世民這樣傑出的帝王。他之所以讓人推倒自己親手撰寫的魏徵墓碑，直接原因是他感覺自己被愚弄了，但同時也有更深用意。
魏徵的疑似罪狀一：說一套做一套，結黨營私
魏徵之所以被李世民視爲鏡子，不僅因爲對方敢仗義執言、忤旨進諫，在理政、用人等方面，魏徵也被李世民視爲知己。公元632年，君臣雙方就用人的標準上，曾有過一次深入的意見交流：
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
李世民這番話，可謂掌握了整頓吏治的真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君對每一個人才的任用，都會體現對風氣的引導;若重用一位君子，則其他人才見到這樣的榜樣，都會積極展現自己的才能;但若任用一個阿諛奉承的小人，同類趨炎附勢之徒定會跟風而上，“劣幣驅逐良幣”，政治風氣就會因此敗壞。
而魏徵的反應也深合上意：
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如今天下剛剛平定，正值用人之際，可以用人以才，當作特殊時期的權宜之計;但當大勢穩定後，選人一定要才德兼備。
然而到了公元643年七月，魏徵去世半年後，連續兩個由他舉薦的人都出了問題：
李世民讓杜正倫盯好李承乾，若其不聽教誨，則立即向自己報告;但杜正倫卻把原話告訴了李承乾，讓李世民非常尷尬。
身居凌煙閣功臣錄中的侯君集犯的事更大：與李承乾勾結謀反。
而這倆人，當初被魏徵視爲可擔任宰相的人才而大力舉薦：“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爲僕射”。尤其侯君集，魏徵認爲應該放心地將兵權交給他專管：
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
如果李世民真聽了他的，那大唐政權可能會出現大問題。連續出現如此嚴重的用人失誤，在李世民看來，魏徵並不是看走了眼，而是觸犯了所有帝王最警惕的大忌：結黨。在這樣的嫌疑下，他平時的義正辭嚴，更像是裝腔作勢，比真小人還要可惡。
魏徵的疑似罪狀二：以皇帝爲籌碼，沽名釣譽
這個罪名頗有些“莫須有”的意味：
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
有人反映，魏徵多次向褚遂良出示自己寫給李世民的諫書。褚是起居郎，也就是負責記錄的帝王平日言行舉止的史官，正式史書的編纂，都要參照其記錄的內容。而魏徵此舉，像是在炫耀自己的功勞、揭露李世民不爲外界所知的短處，像在以皇帝的名聲爲代價，實現自己沽名釣譽的私慾。
加上侯君集謀反事件在前，得知此信息的李世民更加出離憤怒，他沒有加以確認，當即就讓人去推倒自己親自編纂、親手書寫的魏徵墓碑。
但筆者揣測，李世民的這一舉動，不單單是出於激憤，也是他馭臣之道的一次體現，有些借題發揮的感覺。
更深層的原因：明尊卑、定賞罰，殺雞儆猴、警誡羣臣
魏徵身前身後享受的尊重與殊榮，可謂位極人臣;爲了不被他數落，李世民將喜愛的鳥兒捂死，這一活靈活現的故事，被視爲千古佳話。
李世民看似“畏懼”魏徵，但並不能改變君臣關係的尊卑：接受你的直言犯諫，一方面是爲了自家的江山，另一方面則體現出自己的虛懷若谷與英明神武;在他死後給予樹碑立傳、陪葬帝陵的殊榮，是爲了表彰忠臣、鼓勵後來人。說到底，李世民優待魏徵，是由於其做的事，而不是由於他這個人。
因此，當察覺魏徵有結黨營私、沽名釣譽之嫌時，李世民果斷毀壞了象徵着對方榮譽的御筆親題墓碑。這無疑是在向朝野傳遞這樣一個信號：朕這裏沒有特權者，即使視爲鏡子的魏徵，若對我不忠、對大唐不利，也會被拉下神壇。
李世民的這一做法雖然看似無情，但在人治的封建社會，對維持政治清明、嚴防任人以私有着積極意義。甚至救過他性命、在玄武門之變立下首功的尉遲敬德，李世民也沒有給予特殊的法外開恩。公元632年，尉遲敬德因爭搶座位毆打李道宗，李世民以劉邦誅殺功臣爲例，對其嚴重警告：
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無貽後悔!
如今看來，劉邦誅殺功臣，不單是他自己的問題;韓信、彭越等人恃功放曠，可謂咎由自取。我這裏只有國家法規，賞罰皆有因，切忌指望再次法外開恩，你最好老實點~而大老粗尉遲敬德從此“由是始懼而自戢”，開始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公元645年，在遠征高句麗失敗後，李世民想起了魏徵的好：“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其後讓人再次把當年推倒的墓碑立起來，並對魏徵妻兒厚加撫慰賞賜。這前後的兩次舉動，一抑一揚之間，既給羣臣再次明確了規矩，又調整了對魏徵適當評價，帝王之術可謂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