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政治勢力，防範權臣和朋黨的難度更大。因爲皇帝行政，離得開家人、親戚和太監，卻離不開大臣。乾隆年間，全國約有兩萬名文官，七萬名武官。管理和操縱如此龐大的官員隊伍，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都是絕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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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親自坐到皇帝寶座上，你纔會明白爲什麼那麼多男人爲了這個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巔的感覺是語言無法形容的，那幾乎就是成爲上帝的感覺。從父親嚥氣的那一刻起，乾隆就發覺周圍所有官員面對他時的神情都變了。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臉上散發出特殊的光輝，讓他們睜不開眼睛。他明白這是因爲從那一刻起，他手裏握住了他們的一切：從官爵榮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們的“主子”，他和他們的關係，就是主人和狗的關係。
乾隆沒有頭暈眼花。他深知，這些官員絕對不像狗那樣忠誠和簡單。這些在宦海驚濤中一路摸爬滾打上來的成功者，個個身懷絕技。在他們馴順的外表下，掩藏着無窮無盡的野心、慾望和算計。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敵。歷代王朝最大的敵人，不是起義者，不是異族，不是災荒，而是官僚集團。中國歷史上壽命較長的大王朝，幾乎無一例外地喪命於這些衣冠楚楚、舉止高雅的人之手。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報，爲修理太廟裏面的“慶成燈”，申請領銀三百兩，並二百串錢。區區幾百兩銀子，對於費用浩繁的皇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並且，這件小事夾雜在工部上報的幾十件大事當中，誰也想不到會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過人，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摺，從頭到尾卻不會忽略一字。看到這個數字，皇帝感覺這筆錢用於“粘補”燈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硃批詢問，此燈不過是小小粘補修理，怎至於用銀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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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勾結內務府，在皇家工程中濫支濫報，已經成了習慣。多支個百十兩銀子，工部自己都沒有當回事。工部官員不知年輕皇帝的厲害，只含糊其詞地回奏說這是預支銀，將來按實用金額再行報銷，餘下的銀兩自會交回。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皇帝日理萬機，此刻支吾過去，第二天皇帝就會忘了。豈料乾隆登基以來，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將百出”，更何況工部欺騙得如此明目張膽。他下旨說，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後領，並不交還，查遍工部檔案，歷來也沒有交還餘錢的記錄。“該堂官等竟以朕爲不諳事務，任意飾詞矇混，甚屬乖謬。”
一番話說得工部官員啞口無言，就爲太廟一燈幾百兩銀子的小事，乾隆小題大做，殺一儆百，整個工部衙門全堂都被降罪。尚書來保、趙殿最，侍郎阿克敦、韓光基等或遭降級，或被調用，最輕的也受到罰俸處理。此事一出，滿朝大臣都震悚一時，對年輕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實錄》)
乾隆登基不久，因爲他人舉報，以“因循不振，不求進取”的罪名罷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這事過去幾年之後，皇帝因事召見大理寺卿陶正靖，談完正事，又問他最近朝政有沒有什麼不當之處，陶正靖就以一副仗義執言的表情說，幾年前被罷黜的魏廷珍其實爲人清正，沒有大過，丟官罷職，處理不當。陶氏所舉數條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當即首肯，表揚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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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過頭來，皇帝就開始琢磨陶正靖的動機是否像他表現出的那麼純正。他開始暗暗調查陶正靖與魏廷珍是不是科舉同年，或者同鄉。一番摸底，皇帝發現魏廷珍與禮部尚書任蘭枝同年(同一年考中進士)，而陶正靖正是任蘭枝的門生。皇帝由此認定，一定是任蘭枝爲了袒護同年，指使門生代爲奏請。於是任蘭枝被革職，陶正靖被降級。(《清史稿•魏廷珍、任蘭枝傳》)。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們欺騙的種種伎倆，就逃不過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閱讀一份奏摺時，一個大臣奏道，他發現了地方上的一件壞事，要報告皇上：“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也就是說，正在寫報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彙報了此事，與他所瞭解的情況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