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能夠在列強入侵時出現“同治中興”局面，不得不說是精英政治的結果，其中的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若有人因爲他們的一些失敗而厭惡他們，我不得不用梁啓超對李鴻章的評價來回答他們：“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評價一個人，若只從道德角度去評價，只能評價一個人是否是君子。也就是李鴻章所講的“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那一類人，雖然這類人比賣國賊好一點，但於家於國一點作用也不起。最多隻是在國家危難之時，多增一具屍體。真正的能臣都應該以實幹爲主。把權利作爲公器，發揮其最大的作用。另外，評價一個人，也要把他放到大環境中去比較，在同樣的環境下，推己及人，才能得出最公正的評價。
在《李鴻章政改筆記》中，作者以李鴻章本人口敘的方式，展現出了一個真實的李鴻章。作爲一份政改筆記，書中自然展現出了李鴻章對許多事物的認知，但我則着重觀察了李鴻章對於“臣”、及“日本與甲午海戰”這幾方面的敘述。
看到了“臣”，我們自然就想起了官，也想起了中國幾千年的“官本位”體制，有人認爲這是儒家留下的糟粕，我卻不以爲然，孔子創下儒家學說的初衷就是爲了達到“仁治天下”，孔子強調：“學而優則仕”，其目的只是爲了建立賢者治天下的體系，也就是已逝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強調的精英政治，可以說李光耀總理是把儒家學說發揮最大作用的政治家。然而儒家學說幾千年傳承下來，卻越走越窄，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這其中的緣由無非是儒家學說沿襲成爲一種爲統治者服務的學說。直到現在才散發其該有的光輝。因此，“官本位”並不是儒家遺留的糟粕，它只是幾千年官場腐敗，不正之風留下的副產品。本身就已經違背孔子初衷，怎麼可以把罪責怪到他老人家的學說上。在這本書中，李鴻章的敘述更是把“臣”解析的非常透徹，李鴻章把“臣”分爲六種，分別爲權臣與懦臣，忠臣與奸臣，能臣與庸臣，他劃分的標準爲，權與懦基於影響力，忠與奸基於道德，能與庸基於執行能力。
李鴻章是一位實幹家，所以毫不避諱別人說他是一名權臣，因爲他至少不是懦臣，也不是一些清談之臣，他認爲，權利乃是公器，無權你更是妄談實現抱負。他也是一名能臣，一輩子傾其所有爲洋務運動與海防，晚年垂暮之時更是離鄉遍訪歐洲各國。另外，李中堂在提到“官本位”時也說到：“當今之世，官場敗壞，做官儼然成爲漁利之代名詞，拼命做官，便似乎等同於鑽營投機。”從中，我們或許可以覺察到人們爲何對官場趨之若鶩，只是因爲腐敗盛行，若官場不正之風一直流行，那麼“官本位”就會一直存在。國家也就失去了精英政治的效果，只會浪費行政資源，降低辦事效率。
此外，李中堂一直痛恨清談誤國，不僅因爲翁同龢對於他掣肘，更是因爲李中堂認爲清談者常會漫天闊論，叫囂着，指責者執行者，而自己要麼要麼做一些小資情調的事情，不務實事。要麼什麼也不懂，滿腦子只有激進，就以李中堂簽訂《馬關條約》僞劣，罵他爲賣國者的不在少數，甚至在日本時遭到了刺殺，李鴻章在遇刺後，曾怨爲何不能一槍斃命，死矣，則名得以保全，現在卻仍要忍辱負重，梁啓超在面對這個事件時曾說“當此之際，雖有蘇張之辯，無所用其謀，雖有憤膺 之力，無所用其力。舍卑詞乞憐之外，更有何術?”然而，一羣清談者，在甲午戰爭時無能爲力，卻在此滿嘴虛言，其中可悲之處，也許只有李中堂自己知道，這也許也是一種站着說話不腰疼。正如上天美軍艦進入中國南海，滿網都是噴子在喧囂，他們不考慮利弊得失，只圖個人一時痛快，完全不顧中國其他數億人，直到昨天才看到一篇理性的評論即《南海各方輿論通病》。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曾提出“語言腐敗”一說，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語言腐敗，但它絕對是激進民族主義。
另外，李鴻章也是近代對日本瞭解的非常深的一個人，李鴻章在鎮壓太平軍時就曾說：“如吾中華有以自立，日本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如吾中華無以自強，日本將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之崛起，絕不在我之掌控之中，吾所能做，無非因勢利導，謀吾之自強，不自強則必受其噬。”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李中堂的遠見。在甲午海戰之前，李中堂就常常上書朝廷：“日本陰有大志，宜陽與之結好，陰爲只備，整頓海防，”然朝廷並未採納一言，人們常說林則徐是睜眼看世界第一人，那麼李中堂可以說是睜眼看日本第一人。對於日本我們應該時刻記住李鴻章他老人家的一句話：“臥榻之側，已有勁敵酣睡，唯有自強二字。”如今，雖時代變遷，但民族性不宜改，且不可不記。
李鴻章所說的話雖屬晚清，但仍有現代社會狀況的影子，可能歷史還是有一種相似性，但李鴻章的觀點是可以借鑑的，他不僅展現了一個真實晚清，也爲現代的我們提供了一個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