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個制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意思是國家的事無論大小，都要經過以宰相、御史爲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統的討論，皇帝不能獨斷專行。宋仁宗一直敬畏着這種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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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很喜歡張貴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想做宣徽使(類似於皇家總管)，張貴妃給仁宗吹吹枕邊風。仁宗本來就是個糯米糰子，很好講話，立即滿口答應。可仁宗的決定在“廷議”(類似於內閣部長會議)時沒有通過。過了段時間，張貴妃故態復萌，仁宗也再次答應。那天臨上朝，張貴妃送皇帝到殿上，撫着他的背說：“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說：“得!得!”
果然下聖旨任命張堯佐做宣徽使，誰知包拯堅決反對，說這個動議不是早就否決了嗎?皇上您怎麼可能推倒前議?“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最後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內廷，張貴妃前來拜謝，皇帝舉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宋仁宗看重自守之道，與其性格比較懦弱有關。仁宗是真宗第六子，從小長在深宮，沒有經歷過太多的世面，加上真宗前面的兒子大都夭折，對這個兒子看得特別重，非常溺愛，宋仁宗自小比較老實。不過，最重要的還在於宋仁宗對國家前途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責任感。在仁宗看來，個人的一些事能否辦成不是特別要緊，真正要緊的是不能辦錯天下大事，讓國家陷入危境。宋仁宗曾說：“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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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南宋陳亮《中興論》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某次，有人勸宋仁宗獨斷專行，宋仁宗如此回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這兩段話的意思其實差不多，都是說皇帝辦錯事比較難改，臣下辦錯事相對易改，還是講“憲度”、尊重“廷議”制度爲佳。
皇帝有兩種，一種是自己極有作爲，讓一個時代打上了個人的鮮明印記，這是雄才大略型的，比如漢武帝、唐太宗、康熙帝等等;一種是像宋仁宗這樣，自己沒有多少作爲，卻講究自守之道，放手發動別人去作爲，結果，皇帝也當得像模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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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朝，北宋的經濟文化獲得較大發展，史家將其稱爲“仁宗盛治”。仁宗駕崩時，“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錢哭於大內之前”。消息傳到洛陽，市民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使整個城市“天日無光”。訃告送至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道宗拉着來使的手大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還說要爲宋仁宗設“衣冠冢”，足以說明宋仁宗在當時的威望之高。
宋仁宗的自守，不是無能，在某種意義上，它暗合了古人所說的“無爲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