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在其統治後期寵重和珅，當爲人盡皆知的故事。他先後任命和珅爲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步軍統領和吏、戶、兵三部尚書等官職，秉政達二十餘年之久。乾隆後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諸多影響。
據記載：“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奔走其門下以爲快。”“一時，貴位無不仰其鼻息，視之如泰山之安”，或“恃爲奧援”極力攀附之。故而，隨着和珅官職與官位的不斷加升，其家也開始門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當國，一時朝士若騖，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後期，時稱爲‘補子衚衕’。”補子是官服，說的是官員奔競結交和珅的醜態，而時風可見一斑。至於官員走和珅門徑的具體情形，嘉慶時查辦的兩淮鹽政徵瑞行賄案可以說明一定的問題。兩淮鹽政是一肥缺，爲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稱：他於嘉慶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時，饋銀二十萬兩，“彼時和珅意存見少，欲伊增至四十萬，是以未收。而從前曾送過和珅二十萬，當經收受。此外和珅交辦緞匹物件等項，並奇巧之物，不可勝計”。
和珅婪贓納賄，直接導致了兩個後果：其一，官員在政治目的與利益的驅使下，或自上索賄，導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監守自盜，虧空國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貪婪，官吏爭相效尤，有恃無恐。故乾隆後期的貪污大案，凡情節嚴重、手段卑劣者，多與和珅有關。
和珅爲了滿足乾隆帝的揮霍慾望，還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議罪銀”制度，規定凡官員坐罪，可以通過繳納銀兩的方式得到豁免或減輕處罰，議罪銀所得款項均入內務府各庫，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員的貪污行徑更加肆無忌憚，有人在繳納議罪銀後旋即再去婪髒索賄，形成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