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辰刻，89歲的乾隆壽終正寢，和珅的靠山頃刻間倒下了，準備靠肅貪打響自己親政後第一炮，樹立新朝氣象的嘉慶終於無所顧忌了。
初四，嘉慶專門發了一道上諭，譴責前方鎮壓白蓮教起義的將帥“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升賞”，矛頭已直指後臺的和珅。當天，即突然解除了和珅、福長安的軍機大臣之職，命其晝夜在大內守靈，不許出入，隔斷二人與外界的聯繫，將其軟禁在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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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五，給事中王念孫、御史廣興等紛紛上疏，彈劾和珅種種不法情狀，這可能是經嘉慶特別授意的。
初八，在公佈太上皇乾隆遺詔的同時，嘉慶宣佈革除和珅、福長安的一切職務，交由刑部收監，並命成親王永瑆、儀親王永璇、額附拉旺多爾濟、定親王綿恩及大學士劉墉、董誥，兵部尚書慶桂等負責查抄其家產，會同審訊。
正月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審訊後，嘉慶宣佈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狀，主要有欺君罔上、壓擱軍報、任用私人、僭越制度、貪婪聚斂等，並通報各省督撫，命其討論定罪，也就是要他們都表個態。嘉慶在上諭中處處譴責和珅獲罪於先皇乾隆，那麼在大喪期間處置這位先皇的寵臣也就名正言順了。
正月十六日，直隸總督胡季堂議覆奏摺首先上達，折中稱“和珅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蠹國病民，貪黷，真一無恥小人”，請皇上“特頒諭旨，立將和珅照大逆律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嘉慶御批：“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悉心妥議具奏”，若有不同意見，“自行封奏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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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就是以此折定下了基調：要包括京官和地方大員在內的全國官員表態支持他的新政。
同時，嘉慶又發佈了一道上諭，重申和珅的二十大罪狀，並有所補充。
正月十八日(1799年2月22日)，在京文武大臣會議，奏請將“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擬斬，請即行正法。”嘉慶表示，和珅罪有應得，怎麼處治都不過分，但考慮到他曾任首輔大臣，爲國體起見，於萬無可貸之中引入議親議貴之條，免其肆市，加恩賜令自盡。福長安改爲斬監候，但要讓他在牢房裏跪視和珅自盡。
首惡既除，嘉慶馬上收兵。除和珅的親信伊江阿、吳省欽等人受到處分外，嘉慶下令對其餘由和珅保舉升遷或曾對和珅賄賂奉迎者均不予追究株連，免興大獄，保證了政局的穩定。
處決和珅以後，各地督撫議覆的奏摺才陸續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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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地方督撫大員不論平日與和珅關係親疏，都知道和珅已難逃一死，因此除兩廣總督吉慶（編者注：清代乾隆末年共設直隸、兩江、川陝、閩浙、湖廣、兩廣、雲貴、總漕、直隸河道、江南河道、河東河道等十一個總督職務，另設立十六個巡撫職務，部分總督兼任巡撫，故稱“督撫”①）、雲南巡撫江蘭稍涉含混外，其餘都稱和珅罪大惡極，應立正典刑。
嘉慶在對這些奏摺的御批中多次表白自己處置和珅乃迫不得已，“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當共知耳”，“此事實不容已。知我非我，自有公論”。
其中，在江西巡撫張誠基奏摺上的批示最爲明白不過：“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