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和諸葛亮是史稱楷模的一對仁君賢相，“三顧茅廬”、隆中對、《出師表》等故事千古傳唱。在他們新野相識的“蜜月期”，劉備“與亮情好日密”，“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他們的“魚水之歡”甚至引起草根集團的不滿——“關羽、張飛等不悅”。
但是，赤壁之戰結束後，從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一直到黃初四年(公元223年)劉備去世，這十多年間在《三國志·諸葛亮傳》裏面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一語帶過。這十多年對於蜀漢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時期，取益州、定漢川、失荊州、敗夷陵，等等諸多大事都發生在這一時期。蜀漢諸多重要歷史事件之中竟沒有“千古賢相”諸葛亮的身影，豈非咄咄怪事?!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劉備與諸葛亮之間曾發生過嚴重分歧，甚至是重大矛盾?劉備利用草根集團和巴蜀集團壓制着荊州集團，把諸葛亮邊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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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在這十多年的歷史裏，除了記載諸葛亮“與張飛、趙雲將兵溯流克巴東”外，還記錄了他剛入川時(公元214年)的三件事，第一是對法正“擅殺毀傷己者數人”的容忍，第二是“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嘆者”之後，其與法正的一番辯論，第三件是諸葛亮爲“衆事不治，時又沉醉”的蔣琬求情。對此，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第一件事是以法正爲代表的巴蜀集團取益州有功，炙手可熱，烈火烹油，荊州集團避其鋒芒，使巴蜀集團“少行其意”。第二件事，能否理解爲荊州集團對巴蜀集團的反擊?“威之以法”、“限之以爵”——打擊爲主，拉攏爲輔。第三件事，可看作是諸葛亮對荊州集團後續人才的保護。而這件事的處理結果是“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劉備對荊州集團有時也不得不作出適當的妥協與讓步。
劉備死後，諸葛亮走上了蜀漢政治前臺，於是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凡是曾被劉備重用的人物，都相繼落魄失意;諸多被劉備貶抑的人物，卻相繼走上了重要領導崗位!——這不能不讓諸多高度評價劉備、諸葛亮這對“最佳拍檔”的人士大跌眼鏡!
先被劉備重用，爾後落魄失意的人物，除了前文所述趙雲、李嚴之外，最具代表性的當數魏延。魏延這位“叛臣賊子”其實很值得同情，甚至值得有人爲他平反。他應該算作草根集團的傳承人——“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所謂“部曲”，就是劉備的私人軍隊，而且是帶有人身依附性質的軍隊。劉備對魏延十分重用，“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不拘一格提拔任用，重用度有時甚至超過了張飛!魏延其實可稱爲蜀漢最有勇有謀的一員戰將，尤其是他隨諸葛亮第一次出征北伐，提出以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的作戰計劃，可行性很強，勝面也比較大。但是，“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最終因爲指揮謀略和用人等多方面的原因，導致北伐不成、兵敗街亭——孰不知三十五年之後，鄧艾父子“以萬人入江油之危險”，鑿山通道七百餘里，直抵成都城下，一舉滅蜀，其奇襲策略與魏延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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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還記載了魏延與荊州集團成員、襄陽人楊儀的嚴重不和、互相傾軋，諸葛亮的態度是“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兩種可能性：一是諸葛亮無能。自己統領導的北伐軍中，最重要的謀臣和最重要的武將勢如水火，卻無力調和，豈非無能?二是諸葛亮利用楊儀抗衡和牽制魏延。而從當時的局勢來看，我認爲第二種可能性大一些。諸葛亮死後，魏延大言“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事邪”?堅持繼續北伐，不同意撤軍，而且他還“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但他沒想到諸葛亮臨死前還算計了他一把：“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最終魏延被夷三族，腦袋砍下來之後，“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可憐!可悲!可嘆!
在劉備死後交上好運、“鹹魚翻身”的，大都是荊州集團成員，尤其是蔣琬和馬謖這兩位荊州集團的後起之秀。蔣琬前文已述，因爲失職而引得“先主大怒，將加罪戮”，此時“一生行事唯謹慎”的諸葛亮挺身而出、捨身相護。劉備死後，蔣琬飛黃騰達，數年之內就被諸葛亮內定爲接班人，並“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繼諸葛亮死後，蔣琬如願成爲第二位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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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謖其實早就被劉備看死了：“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但是，諸葛亮早年與襄陽籍馬良兄弟交好，尤其對馬謖情若父子(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因而違背劉備的遺願重用馬謖：“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其後果是“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之後上演了一幕揮淚斬馬謖的千古悲劇——我們除了懷疑諸葛亮的識人慧眼之外，對他的政治胸襟、“山頭主義”是否也可以質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