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蜀漢缺糧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蜀漢雖然在劉備拿下漢中後實力一度達到鼎盛，但和吳魏相比還是處於劣勢。而且此後關羽敗走麥城，導致荊州失守，劉備伐吳失敗蜀軍元氣大傷，這一系列的事件都讓蜀國承受了嚴重的打擊。其實蜀國農業要弱於吳國和魏國，這也是爲什麼諸葛亮北伐總是會受限於軍糧，如果魏軍將目標直指蜀軍後勤，恐怕會給諸葛亮帶來很大的麻煩。諸葛亮明知糧草是遠征的基礎，爲何還要在糧草不足的情況下強行出征呢?
蜀漢是三國當中公認的實力最弱的一方，這與蜀漢根基太淺有很大關係。
在糧食、人口決定國力的年代，蜀漢政權最缺的恰恰是人和糧。早在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即採納韓浩建議，在許昌一帶屯田(由士兵開墾荒地，耕戰一體)，爲曹操後續的一系列征戰奠定了農業基礎，這也是後來曹魏能夠強盛的根源。
孫策在建安五年(200年)平定江東後，也致力於發展生產。到黃武五年(226年)，東吳已在全境設立屯田都尉，保障了吳軍的糧草供應。
與魏、吳相比，劉備起家最晚。建安十三年(208年)佔據荊州五郡後纔有了自己的根據地，但卻並未實施屯田。這是因爲荊州地處四戰之地，紛亂的環境和不間斷的對外用兵，使得劉備根本無暇分出兵力屯墾開荒。
此後的奪益州之戰、漢中之戰甚至包括吳蜀夷陵之戰，劉備採取的都是“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的竭澤而漁戰術，雖然創下了蜀漢基業，卻也付出了慘痛代價。
漢中之戰，作爲取勝方的劉備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曹操在撤退時已將漢中全部人口遷走;夷陵之戰更是讓蜀漢葬送了數萬丁壯，這對於原本就起步較晚的蜀漢政權而言，可謂雪上加霜。
所以，諸葛亮主政時，接手的其實是一個滿目瘡痍的爛攤子。正如他在《出師表》中描述的那樣：“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按照常理，在連續經歷數次軍事重創之後，蜀漢應該充分利用蜀中易守難攻的地理條件，發展生產，打好根基，特別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最適宜發展屯田。這也是歷朝歷代重農抑商而後強盛的必經之路。
但是，蜀漢的屯田開始卻非常晚，直到建興十二年春(234年)，諸葛亮纔在五丈原屯田，這已是其北伐末期。顯然，這次屯田僅僅是爲了與司馬懿長期對峙而採取的臨時措施。而下一次屯田，則要到景耀五年(262年)，但這次也是姜維爲避禍黃皓而採取的臨時之舉。
蜀漢不屯田，難道是因爲成都平原的糧食產量足夠支撐10萬大軍脫產作戰嗎?
答案是否定的，魏蜀吳三國當中，人口最少的是蜀漢。以蜀漢滅亡前夕的人口數據爲例，在籍人口94萬，帶甲將士和官吏卻多達14萬，這其中固然存在未納入冊籍的隱匿人口，但在籍人口是蜀漢徵收賦稅的依據，刨除老弱，蜀漢農業供養比例接近5:1。
建興十四年(236年)、延熙十年(247)、延熙十七年(254)，蜀漢數次將從魏國擄來的人口安置在廣都、新繁、綿竹，也佐證了成都平原民力不足，存在大量荒田。此外，無論是諸葛亮兵出祁山還是姜維發兵隴西，均飽受糧草不足之苦。
既然蜀漢的農業根基遠遠弱於魏吳兩國，諸葛亮又拿什麼去支撐北伐呢?
1984年，考古工作者意外發現了東吳左大司馬朱然墓，在出土的錢幣中，考古隊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6000枚錢幣當中，只有極少數爲東吳大泉錢，多數則是蜀漢太平百錢。
無獨有偶，在清理其它東吳墓葬時，整理出的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平均不超過十枚，反倒是蜀錢大量出土。這也就意味着，蜀漢錢幣大量流入了東吳。
三國時期，吳蜀結盟，兩國開展貿易往來實屬正常。史載：東吳從蜀漢大量購買蜀錦和馬匹。對此，諸葛亮曾言道：“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據《蜀都賦》記載，蜀漢僅成都一地，就集中了織工七萬六千人。
但是，目前的考古發現中，卻並未在蜀地發現吳國錢幣。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如果蜀漢大量輸出產品，那麼是不可能同時輸出貨幣的。
所以，蜀漢必然是從東吳進口了某種物資，《三國志》載：“吳亦資西道”，沒有說明是哪種物資，但唯一的可能只有蜀漢最缺的戰略物資—糧食(蜀地銅鐵鹽均可自足)。
按照經濟學理論，蜀錦的附加值大於農產品，剪刀差可以讓諸葛亮用最少的人口投入，迅速獲得最大的回報。無怪乎《蜀都賦》描繪下的成都是“羅肆巨千，賄貨山積……枸醬流味於番禺之鄉”的繁榮景象。
這也解釋了爲何向來重視農業的諸葛亮，反而將大量原本用於農業生產的人口用於織造上，就連諸葛亮自家也種植了八百株桑樹。可見，諸葛亮“決敵之資，惟仰錦耳”是十分高明的經濟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