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紀元前二世紀獨尊儒術起，中國的正統思想就只剩下儒家學派的崇古思想。紀元後十一世紀，儒家思想中的理學一派，成爲儒家思想的正統。明朝正是理學興盛的時代。理學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說的和筆下寫的，都是仁義道德，而行爲上不能實踐，以致滿坑滿谷的仁義道德，都成了專門外銷給別人的出口貨。陽明學派針對這種流弊而生。
陽明學派的創始人王守仁，是一個多方面發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學派創始人之一的朱熹，要複雜曲折得多，社會地位和事業成就，也比朱熹爲高。王守仁當過小官，下過詔獄，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當過大官，統過大軍，擒過叛王，撲滅過民變，最後被皇帝封爲伯爵。
王守仁於十六世紀初，當南京國防部的科長(南京兵部主事)時，因爲竭力拯救被宦官誣陷的朋友，觸怒了大宦官劉瑾，被逮下錦衣衛詔獄，打四十廷杖，然後貶竄到距首都航空距離1700公里外的龍場驛(貴州修文)，擔任驛站站長(驛丞)。
龍場在當時是一個荒涼的地方，人跡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喪和絕望。但就在那裏，使他過去一直感到困擾的，理學家們何以言行不符的醜陋現象，豁然開朗地得到了解決方法。
王守仁曾築室陽明洞，研討學問，人稱陽明先生。他的學說被稱爲陽明學說，包括下列兩個主題：
1、致良知
2、知行合一
致，即實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覺。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實行這個道理，就是知行合一。僅僅自命爲知道了而不去實行，那就不能稱之爲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敗壞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識離不開實踐。
自從十二世紀朱熹利用白鹿洞書院講學，以傳播理學思想，講學即成爲高級知識分子傳播知識的重要手段。講學跟學校不同，講學是公元前五世紀孔子式的(在西方，柏拉圖也是採取這種方法，因而被稱爲柏拉圖式的)，純以教師個人爲主，沒有肄業年限，也不限定授課的場所。這種講學的方式最大的優點是，可以避免對自己的理論建立嚴謹的課程，教師只是隨時隨地的，想到那裏，講到那裏。學生們固然可以追隨教師數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談幾句話，即恍然大悟，滿載而去。
王守仁即用這種儒家學派的傳統方法，傳播他的學說。當1519年，寧王朱宸濠在南昌(江西南昌)叛變時，王守仁正擔任江西省南部軍區司令官(南贛巡撫)，他率領大軍，迅雷不及掩耳地進攻南昌，把朱宸濠擒獲。
即令在如此軍事倥傯之際，他仍然講學不輟，從各地投奔他的學生，跟他的衛士一樣，他走到哪裏，學生們跟到哪裏。
陽明學派對理學學派是一個正面的打擊，至少儒家陣營中已並行有兩支主流。但使理學家痛恨的是，陽明學派顯然在指責理學家都是假仁假義、只說不做的騙子。尤其當理學家發現這種指責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實時，更惱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爲僅次於秦始皇的第二號魔鬼。
兩派人物不久就排擠鬥爭，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互相用惡言咒罵。
可是陽明學派思想比理學學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祕主義的禪機，陽明學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學方法獲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樣，完全靠領悟獲得。佛教中觀音菩薩可以用一句話點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爲神仙，陽明學派更注意這個契機。而領悟是獨佔的，不能公開驗正。於是，到了後來——王守仁逝世一百餘年的十七世紀中葉時，陽明學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墮落的陽明學家跟酒肉和尚一樣，認爲貪贓枉法，照樣可以使自己成爲聖人，引起理學家的反擊，遂轉衰落。
